叶曙明

民国的学术成就，在历史上究竟应居一个什么位置，近来有不少的讨论。有人把民国学术看得很高，主要是“因人而贵”，换言之，并不是学术本身与前代比较，真的登上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而是因为人们一提起民国的学术大师，便往往先有了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想象，认为这是民国学界的风尚，因此即使一本普通的大学讲义，甚至中小学课本，也会被渲染得熠熠生辉，赋予许多它自身承载不了的内涵。

我们谈论问题，喜欢笼而统之，高屋建瓴，比如一开口就说“两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却不问中国是否真有一个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封建专制社会”；又比如一说“道德滑坡”就痛心疾首，但究竟是从哪里滑下来？“坡顶”在哪里？却无从深究。

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首先要确定以什么为参照物。是以当代的学术？还是以清代、明代的学术？还是以西方国家的学术？任何时代的学术发展，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民国的学术也是丕承前代，如果与明清相比较，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及，都属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翻译引进西方学术，是前代无法企及之外，我并没有看到民国的学术理论建构在哪个方面取得了奇峰突起的成就。相反，党化教育的确立，恰恰是在那个时代。即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学问大家，编写《国史大纲》作大学用书，纵论历史，析缕分条，提纲挈领，令人有豁然贯通之感，但一及自己身处的民国时代，说到创设国会、制定宪法失败的原因，亦有言不及义的感觉，好在这个“鸡肋”篇幅不多，匆匆翻过也就罢了。

又如近日重印八十年前的《开明中国历史讲义》，也是民国时期的一本函授学校课本，网上好评如潮，我看了介绍，说它不受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但同时又说明，因某些原因没有收录中华民国成立到“九一八”事变这部分内容。使人好奇，这部分内容是否与当时政治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过于接近，以至于今日难以收录？

我以为，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具有这种禀赋的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是反映他们对中国士大夫精神传统中一些优秀因子的继承，并非民国所独有。民国学人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们的开放精神，大量吸收各种新知识，大胆地与传统学术相结合，开创了新的学术方法，比如我读梁启超的著作，读胡适的著作，感受最强烈的，不是他们创立了何种高不可攀的学说，而是他们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他们有不少立论，今天看来，甚至显得粗浅，但在当时却有振聋发聩、启人智慧之效。这样的学术，是高还是低？

笼统地谈论民国学术是否被高估，全然没有意义，要细分到哪些领域的学术与哪个时代相比。亦正如说当今道德滑坡，是要看与什么时候比，以什么标准去比。若与鲁迅所说的蘸人血馒头吃相比，与“文革”时父子、夫妻互相揭发，学生剃老师阴阳头，随意抄家，没收财产相比，还能说今天的道德水准比那时低吗？

我很赞成重估民国学术的价值，这既是对还原历史真实的一种期待，更因为我们的学术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重新厘清，重新出发，这就要找到我们的出发点。重建道德亦然，既然要扭转滑坡现象，首先就要弄清哪里才是我们该去的“坡顶”。

来源：晶报 责任编辑：林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