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王鹏

　　再过五天，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颁奖。

　　在此之前，曾经被质疑的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作为获奖者之一已接到领奖通知。从8月11日鲁迅文学奖公布最终结果那天开始，周啸天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他的诗作被质疑、被嘲讽，甚至被辱骂。面对外界声讨的声浪，周啸天说：“的确有一些朋友想安慰我，但他们在和我见面一两分钟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自个儿倒被我置身事外的态度安慰了。”

　　不过，对于一些关注评奖的人来说，竟很难有周啸天置身事外的超然。他们认为，国家级文学奖是标尺，也是导向，不该一次次被质疑，更不该一次次深陷舆论的漩涡。而倾听这些人的声音会感到，国内文学奖真的到了该改改的时候了。

　　1. 想获奖，就要“跑奖”?

　　有人在网上求解“跑奖”一词，好事者给出了答案：“跑奖”就是为了使自己的参赛作品通过评审，获得某种奖项或奖励，四处跑动找评委拉关系。

　　陕西省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邢小利对“跑奖”又给出一个现实版的诠释，“风气变了，很多评奖，在家坐等奖，如今反而被耻笑。你打招呼不一定起作用，但不打招呼是绝对没戏。”他透露说，要获奖就要“跑奖”，这已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对于“跑奖”这个众人皆知的词汇，在西安电影制片厂供职的作家莫伸不愿意轻易触碰它、谈论它。

　　1979年3月，28岁的莫伸在陕西宝鸡东站货场当装卸工，他接到了来自北京的电话：“莫伸同志，你获得了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消息对一个28岁的文学青年来说，无异于巨大惊喜。而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正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

　　和那次通话一同留存的还有不少细节——莫伸的小说《窗口》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第一期上，他后来才知道编辑是从几麻袋来稿中“淘”出了这篇作品。事实上，他当年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报送参评，到北京领奖才知道责任编辑向前是位女士。

　　今年，莫伸耗时三年创作的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也参加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装卸工”的惊喜自然不再重演，“当年评奖非常干净，如今再参加，大家告诉我一定要去‘活动’。我觉得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如果要通过‘活动’才能获奖，这样的奖我宁可不获!”

　　远在四川的作家阿来，和莫伸有着相似的经历。2001年，阿来以《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那些评委他几乎都不认识。阿来回忆说：“我后来才听说，当时认同这部作品的评委并不占多数，但有评委坚持自己的观点，说服了大家。”阿来此后拐弯抹角认识了这位“伯乐”，“他从来没有拍着我肩膀说，你那部作品获奖全靠我了，人家始终没有那么做。”

　　但此次参评鲁迅文学奖，阿来听到了朋友的好心规劝，“你对评委不送东西，也要表示礼貌，发个短信问候一下，最好打个电话。”面对朋友的提醒，阿来心里一阵难过，“我是从精神世界特别荒芜的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又在八十年代接触了文学。对我来说，文学就如同可以拯救人的宗教一样，是文学把我变成了从事写作的人。”阿来语气变得沉重起来，“如果让我做损害文学之美的事情，我觉得是在践踏自己，我接受不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不仅接受不了“跑奖”，还要大声地说“不”。方方与记者分享了她的私家观察，她认为“跑奖”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对于一些写作者而言，尤其对于那些对自己的作品没有自信的人，或是写作本来就不太强的人来说，恐怕最需要这份奖项。而另一方面，方方认为，媒体把是否获奖放到了重要位置，给人们造成错觉：获奖的才是好作品。“其实，在获奖的作品中，烂作品不少，平庸之作则更多。”媒体不辨黑白的炒作，也为“跑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方方有切肤之痛。本次鲁迅文学奖还未正式开评，她就知道一位叫柳忠秧的诗人一直在“活动”了，“这毕竟也不关我的事，只是后来听到柳忠秧的诗在省里的推荐中满票通过，我才有些气不过，在微博上发牢骚，算是表达自己的一点愤慨。”但社会对评奖如此敏感，出乎方方的意料，“我的那条微博，引发了很多的议论。但到了清华大学教授肖鹰那里，便概括成‘方方闹鲁’。无良媒体不作任何调查和分析，就全部照登了他的话。”在方方看来，这些人、这些媒体是变相支持了那些“跑奖”者，打击了那些站出来说话的人，打击了那些正直的声音。“他们比那些文坛混混更破坏文学。”方方直言。

　　2.评委的圈子，获奖者的圈子?

　　就在“跑奖”的质疑声余音未消的时候，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朱鸿提到了另一个现象， “把鲁迅文学奖六届以来的评委和获奖者列出一个图表，会发现，有人既当评委又获奖，还有曾经的获奖者也会当上评委，呈循环状。”朱鸿不愿多说什么，但他说，这个现象非常耐人寻味，可以想象的空间也很大。

　　而方方的一番话，对朱鸿所论及的现象有了补充。方方对此次鲁迅文学奖的评委人选抛出了六个字：不合适、不专业。方方特别提到，“尤其是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不论其水平如何，只看官职大小，就充当其中的负责人，这就很不合适，其一，他们与各地文人交往频繁，人际关系复杂;其二，因他们的身份缘故，他们的观点很容易左右其他评委。”

　　“事实上，如今文学奖的圈子化倾向已经越来越厉害了，人际的圈子，观念的圈子。”阿来难掩气愤地说，甚至可以这么说，评委名单一出来，也就知道结果了。朱鸿也说：“我的《告别鲁迅文学奖》是8月7日晚上贴出的博客，三四天以后获奖名单才公布。不过，我‘告别’的时候就能猜到某些人会获这个奖。”他实言相告，实际上文学界都知道某些评委在投谁的票，即使作品再差，因为关系早就结牢了，也会让其拿上奖。

　　阿来则具体解释说，文学圈子并不大，评委中，哪个人拉帮结派，哪个人随波逐流，哪个人才具有评委应有的水准与良心，大家其实心里都很清楚。当然，这个圈子也确实还存在一些文学观念之争的问题，“如果是文学观念、文学意识之争还好，但现在看来，对一个奖项伤害最大的，还是做人的基本问题。”阿来说。

　　文学奖的评委问题，也是邢小利这些天不断琢磨的事情。他总结道，评委要有常识，包括文学的常识、人的常识、社会的常识。“但良心肯定是第一位的，要有文学的良心、社会的良心和人的良心。”

　　评奖绝对不能与任何利益有关，方能保持良心。这并不是一句空谈，而是诗人西川以一次国际文学评委经历换来的体会。

　　去年底，西川被通知出任2014年度国际笔会新声奖(New Voices Award)评委。其他四位国际评委为：印度作家基姬兰·德赛、加拿大作家阿尔贝托·曼戈尔、法国作家阿莱桑德雷·泼斯泰尔、 英国/巴基斯坦作家卡米拉·沙姆希。目前该奖项最终评选结果尚未出炉，但西川认为，这是一次值得借鉴的评奖。

　　西川说，新声奖要评出全世界18岁至30岁的优秀作家，评奖过程中，国际笔会将参选作品翻译成英、法、西班牙文，评委则根据自己掌握的语言情况，进行文本阅读，“评委工作做得很细致，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都要看。而且要注意的是，这五个评委互相并不认识，组委会只是通过邮件将参评作品发送给评委。”西川强调，做新声奖评委没有钱，它只是一个荣誉，“但我反而觉得这样一种评奖才更公平”。

　　3.文学奖和地方政绩挂钩

　　在西川参与的这项国际文学评奖中，评委们要在各国笔会甄选送交的作品基础上进行三轮投票，先是从三十多篇作品中打分排序选出6部撰写评语，再从6部作品中选出3部，最后获奖作品只选一部。现在著名的国际文学奖基本采用这样的评选机制，诺贝尔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莫不如此。

　　但再看国内的文学奖，每个奖项的获奖者很难做到唯一，“我觉得我们的评奖就像给劳模发奖状一样，它不是真正的文学奖，而是奖励了一群劳模，而且还有可能是一群假劳模。”西川的话耐人寻味。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文学批评家、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在我看来，首先必须减少鲁迅文学奖份额。鲁迅文学奖目前有7个子项，每个子项5人，一次至少有35人获奖。正是这种大数量名额，给‘跑奖’和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朱大可还提到，冰心散文奖更加夸张，参评作品一千多件，而获奖作品竟然多达96部(篇)，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国内文学奖奖项名额多，一方面是从事创作的人群数量庞大，每年产出作品多，但更与长期以往靠获奖体现地方政绩，靠得奖获得个人名利的利益体系有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政府早已越来越多介入文学奖之中，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2001年，西川曾以《西川的诗》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西川笑称，事后分析，得奖对他并不上算，“虽说我是得了3000元奖金，但有些人在地方上可以再得奖金，可以当作协副主席，可以分套房子，而我却要遭受一通乱骂。”西川解释说，本世纪初，鲁迅文学奖颁给一个“先锋诗人”是要遭到争议的，只是当年网络尚不发达，各种争议没有广泛传播。

　　对此，邢小利也透露道：“一些大名鼎鼎的作家往往不用自己出面，组织早就出面给‘活动’了。因为作家获奖，地方有关方面也会觉得很有面子，这是一种地方政绩。”

　　作为连带的获奖效应， 一旦获奖，各地政府的奖励相当诱人。方方说：“地方的奖励，除了奖金，或许还有房子等更实惠的东西。而人事厅的某些职称、提拔条例，也明显把获奖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只要得了奖，不管你有没有水平，不管你的作品是否有社会影响力，更不管人品好坏，所有提级条件只有一条：你有没有得奖。而且一管就是一辈子。至少我们湖北是这样的。”方方披露，再看那些没有获奖的作家，堪称冰火两重天，不管你写过多少好作品，也不管你在文坛所有的影响力，只要你没有获奖，很多实在的东西与这个作家就没有关系。

　　“虽然真正的作家并不介意这些，但是，正因为好作家们的不介意、不参与，给了那些文坛混混以良机。使得他们轻易得以在文坛呼风唤雨。”而方方认为，这些都是对文学极大的破坏。

责任编辑：林煜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