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概念纷争、政策制定到资本运营，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表面上跟不上文化产业实践的步伐，实则是研究环境、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方向偏离了现实需要。此次“中国文化产业30人论坛”上，来自文化产业的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文化产业实践发展寻找着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方向。

　　实践决定理论的发展，并且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对于当前中国文化产业来说，理论研究对于实践深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中国文化产业的理论创新与产业发展实际却难以同步，甚至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脱节和错位现象。如何应对这一困局，又如何求解良方，成为下一个十年中国文化产业能否再度腾飞的关键性因素。

　　信息不对称：理论倡导者与政策制定者的博弈

　　毫无疑问，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指导实践发展，主要途径是通过政府对其进行筛选将理论转化为法律法规和其它相关决策。以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为例，这方面的理论文献可以说多如牛毛，但是为什么还仅仅是只打雷不下雨、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呢?问题出现在理论的执行力以及政府决策过程中的选择标准上。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化产业理论学者和政府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而政府筛选不同理论的标准和考虑因素构成了二者的信息不对称性。这一点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给人造成一种文化产业无学、无理论，甚至是文化产业学者“无用”的人格贬低以及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现象。二是，长此以往会对文化产业学者的理论研究积极性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使文化产业理论比文化产业实践更加滞后。

　　这种现象与经济学中著名的“墨菲法则”很相似。该法则可以这样表述：经济学家知道的最多、意见最一致的方面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反之最大。这个法则成立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意见最一致的地方的约束条件的选择往往是最一致的，最不一致的地方的约束条件的选择往往是最不一致的，而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恰恰是多方面的约束条件，并从中选出最符合当时全局利益的方案。这是众多经济学家抱怨政策制定者不按照他们的理论推导出来的理想的效率标准制定相关经济政策的原因所在。这一现象也普遍存在于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之中。

　　针对这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指出，政府是需要注重话语权的，当政府准备提出某个概念的时候需要慎重，提出以后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它需要以战略来支撑。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也强调，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应当实现“三个结合”，即宏观问题研究与个案深度剖析的“上下结合”、借鉴古今与中外比较的“纵横结合”、学科自身发展与相关学科嫁接融合的“内外结合”，真正建设与我们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和需求相匹配的文化产业研究体系。

　　经济学视角缺位：亟待弥补的理论研究“短板”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文化产业政府决策层，理论研究界以及教育界的领导、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学科交叉性、融合性的不足限制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发展。

　　文化产业是一个边缘性的学科，决定了它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因此文化产业研究应该是文化学、文学、社会学、艺术学、法学、管理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共同作用、百花齐放的状态。但是，我国文化产业研究现状却是一种不平衡性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偏文艺学、文学、艺术学等纯人文学科，而经济学、管理学等直接和产业化关联紧密的学科出现“缺位”现象，造成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短板”效应。特别是涉及到文化产业投融资、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产权问题、产业集聚、产业组织等问题时，都不是纯文科学科所能解决的。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教授认为，经济学等学科“缺位”的原因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产业化发展不成熟，还未达到较强的市场化和产业化阶段。另外，世界各国文化产业分类不统一，造成了数据统计上的不一致，而数据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这也是导致没有经济学者介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兼《现代传播》主编胡智锋教授则对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现状进行了自己的一番总结。他指出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存在“三高三不足”现象。所谓“三高”，就是政府高调推动，企业是参与高涨，学界是高度重视。“三个不足”是指，成果不足、研究深度不足和理论提升不足。他表示，现在文化产业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新贵，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是当成为新贵和显学的时候，容易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忽略一些传统学科的资源，成熟的东西。他建议，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需要很好地学习借鉴相关兄弟学科、成熟学科的研究理念和方法。

　　针对文化产业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交叉性问题，教育部社科司司长杨光指出，在文化产业的下一个十年，需要完善学术体系，注重产业基础的理论研究，构建类别齐全点面结合的科研体系，重点支持一些课题研究，为国家宏观决策、区域发展、企业经营、产业实践发挥实际指导作用。另外很有必要创新研究基地建设。他透露，目前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文化产业科研基地已经有151所，准备近期将实施第二批基地建设计划。

　　因此，文化产业研究要想真正与实践同步并进，必须增加以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等和“产业化”紧密相关的视角及其一整套系统的理论、方法和工具。

　　解释大于创造：理论研究的创新力危机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产业革命都是源自科技革命，而理论研究是科技革命的先导者。我国文化产业的实践亟需文化理论的支撑，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事实和现象的解释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产业实践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那些具有前瞻性、预测力和创新性的理论研究成果，才能对实践发挥真正的引导作用，也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本次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对下一个十年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发展重点的展望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杨光司长从宏观的角度指出，“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系统性有待提升，研究方法急需创新，科研团队特色需要进一步凸显，科研教学与实践的结合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郝振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不仅仅要注重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更需要重视的是科学的研究精神!”对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中的“解释大于创造”的缺陷，熊澄宇教授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应该在于创造和引导，而不全在于解释。”

　　总而言之，从事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者任务是寻找合适的约束条件，理论研究者要有自己的学术人格，研究的出发点是利于国家，但是千万不能把政策制定者的任务当成自己的任务，同样，也不能把自己的任务当成是政策制定者的任务，这两者是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平行线。

来源：文化创意产业参考  责任编辑：傅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