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世65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中国至今热度不减，近几年各大出版社争相出版多个版本的《1984》即可佐证。65年过去，有人“高兴”地认为，奥威尔预言的那种“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社会并未如实到来，但是，“老大哥”的目光已经远离这个世界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今天适逢奥威尔逝世65周年纪念日，晶报记者梳理了奥威尔的生活轨迹和思想脉络，并采访了著名学者林贤治、南京大学东欧文学研究专家景凯旋和青年学者羽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声，揭示了当下阅读奥威尔作品的现实意义。

　　寄宿小学生活让他厌恶强权压迫

　　奥威尔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他对强权压迫的厌恶最初来自于他备受压抑的小学生活。

　　1903年6月25日，乔治·奥威尔在印度北部的比哈尔邦出生，当时他的父亲作为殖民地官员已经在那里服务了18年。1904年，奥威尔随母亲和姐姐回到了英国。根据奥威尔现有的资料以及他的谈话记录，他的童年几乎是在缺失父爱的情形下度过的。奥威尔的原名叫艾里克·阿瑟·布莱尔，1933年他用乔治·奥威尔的笔名出版了《巴黎伦敦落魂记》，并延续下来被我们所熟知。

　　奥威尔并未上过大学，他的最高学历是伊顿公学，但他凭借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誉满全球，这在同期英国作家群中，可以说是一个为数不多的天才。

　　1911年至1916年，奥威尔在苏塞克斯郡东伯恩的私立圣塞浦里安预备学校度过了他的小学时光，这是极其不愉快的一段经历。这所贵族寄宿学校以赚钱为目的，奥威尔的校友多是富家子，比如暹罗王子、南非百万富翁之子，还有几个英国贵族之后，其他学生也都来自家境不错的中产阶级家庭。奥威尔家境平平，他一方面要面对同学的嘲讽，一方面还受到校方不公正的压迫，因为尿床被体罚，在学校经常吃不饱。他后来写文章时曾谈到，“一个人能加于孩子的最残酷行为，大概就是把他送到比他出身富裕的一群孩子当中。”不堪回首的童年岁月，使他对自己的评价极低，“我穷，我身体弱，我丑陋，我没人缘，我久咳不愈，我胆小，我身上有气味。”奥威尔在离校30年后，写下一篇刻画当时记忆的长篇随笔《如此欢乐的童年》，他清楚地记述了这段痛苦时光，讽刺了当时压迫他的整个阶级及教育体系。

　　所幸在1917年至1921年，他受到宽松包容的中学教育，学会了独立思考。他于1917年5月考入由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立的大名鼎鼎的伊顿公学。由于在他当时看来，进入中学就意味着，“会享有更多隐私权，有更多被忽视，更多懒惰、自我放纵和退步的机会”。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参加很多课外活动，并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并跟当时的老师奥尔德斯·赫胥黎长期保持师生之谊，这位老师就是后来写出另一部反乌托邦作品《美丽新世界》的作家。

　　奥威尔曾说：“我在那里没有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觉得伊顿对我的人生没有产生多少塑造性影响。”不过到1948年时，他写文章承认伊顿中学有“一种宽容和文明的氛围，给每个男生一个发展自己个性的好机会”。

　　亲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权力的世界即将来临

　　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生活过，他的直接经验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然后亲眼目睹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以敏锐的目光看到权力的世界即将来临，这不幸被言中了。

　　杰弗里·迈耶斯的《奥威尔传》提供了大量有关作家个人生活的资料，我们不妨据此解读奥威尔的思想形成脉络。

　　1921年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奥威尔踏入了社会，并选择去英国的东方殖民地缅甸当了一名警察。正是在缅甸的警察生涯让奥威尔看到，作为当地英籍警官一员，他可以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亲自审判这里的民众，他近距离观察到这些警察在殖民地的一些丑陋行为，却不能改变什么，并为此受到良心的谴责。这时候他开始怀疑长期接受的教育——认为西方文明是绝对的优越，殖民主义是理所当然的类似观念。他反体制的精神开始觉醒，最终他觉得这种行为就是罪恶，他拒绝为罪恶服务，便选择回到英国。回国后他立即辞掉警察的工作，并经历一段长达4年艰难的底层生活，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为自由付出了代价。从那以后，他的底层立场更加坚定，可以说，这段生活经历让其更憎恶滥用特权的行为。

　　这段底层生活使奥威尔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人性之恶，接下来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使他对极权主义的认知进一步加深，这是一个逐渐成熟的阶段。当时，佛朗哥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共和党政府，引发共产党员领导的共和军和佛朗哥率领的法西斯军队之间的战争。奥威尔不惜变卖家产，作为几千名国际支援军中的一员参与战争，反对佛朗哥。但是他的好意并未得到认可，先是被英国共产党书记拒绝，认为他政治上不可靠，最后他被马统工党的巴塞罗那民兵组织接受了，但是他并不认同这个组织的路线，并且多次提出批评。不巧的是这个组织被苏联视为托派组织，奥威尔夫妇因此遭到监控。

　　更为可怕的是，奥威尔亲眼目睹了在共和军内部，那些受伤的马统工党党员仍然遭到逮捕，甚至连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过。传记中写到，奥威尔从西班牙回来后，变化非常明显——“他喜欢过去，讨厌现在，恐惧未来”。正是这段经历，使他看到权力被控制后是那么可怕，加深了对政治和人性的了解，加深了他对极权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敌意，催生了1948年写就的这部反乌托邦的小说《1984》。南京大学东欧文学研究专家景凯旋说，《1984》是奥威尔针对斯大林体制写出的一本书，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生活过，他的直接经验是参加了西班牙内战，然后亲眼目睹了残酷的内部斗争，以敏锐的目光看到权力的世界即将来临，这不幸被言中了。

　　他准确预言了“棱镜门”

　　《1984》问世即受到热捧，直到今天，西方人谈论隐私和国家安全时，奥威尔的名字和书中的一些术语仍是常用语。“老大哥在看着你”指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

　　奥威尔曾在下笔之前就意识到，“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 在《1984》中，奥威尔描写的是一个极权国家。在这个国度，人们没有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一言一行都在“老大哥”的严密监视之下。《1984》问世即受到热捧，直到今天，西方人谈论隐私和国家安全时，奥威尔的名字和书中的一些术语仍是常用语。“老大哥”是指极权统治;“老大哥在看着你”则是指侵犯隐私的监视行为。

　　奥威尔把“老大哥”的形象刻画得如此入木三分，那么奥威尔所担心的“那种社会”真的会到来吗?在南京大学东欧文学研究专家景凯旋看来，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用暴力摧毁市民社会，相继建立起斯大林体制，通过思想控制使每个人都成为苏维埃人。“市民社会的特点是国家权力和个人之间有一个自由缓冲的空间，而极权国家把这层空间抽掉了，权力直接控制到人，使社会失去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奥威尔在《1984》中就已经提出过警告，不要试图走回极权主义，不然，每个人面对的都是‘老大哥’的眼睛。”景凯旋说。

　　如今，小说里的政治针锋相对的局面早已熄灭，但是，“老大哥”的目光或许从未离开过这个世界。众所周知，2013年6月，“斯诺登事件”在西方国家爆发后，不少人为之恐慌。据报道，这项棱镜计划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起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许可的监听对象包括任何在美国以外地区使用参与计划公司服务的客户，或是任何与国外人士通信的美国公民。这是一起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监控事件，其侵犯的人群之广、程度之深引起世界各国一片哗然。有人说，奥威尔准确预言了“棱镜门”。

　　景凯旋说，出于某种目的，西方政府行使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美国也不可避免。

　　事实上，如今遍布在各个城市角落的摄像头抬头可见，有分析称摄像头越多的城市，治安环境越好，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做法会轻而易举地监测到每个人的隐私。青年学者羽戈说，他想举一个例子，去年4月份广州部分出租车上试装摄像头，后来再推广就不了了之。这里涉及的问题是很多乘客不愿意被监控，但是官方称不监控又不安全，所以两者之间最好能找到共存的办法，不能说安全高于隐私，或是隐私高于安全，这个结论不应该由哪个人说了算，或是哪个机构设法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是不科学和不道德的。

　　今天阅读奥威尔仍具现实意义

　　学者景凯旋说：“我认为《1984》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如果没有一个权力控制公权力，必然导致私权力的消失。”

　　如今，有人可能会“高兴”地认为奥威尔预言的“那种恐惧的社会”并未到来，奥威尔的作品是否会慢慢过时?答案是否定的。

　　去年初，林贤治曾在媒体上推荐过《1984》，称《1984》是奥威尔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中被监控、被追捕的恐惧，回国之后写成的，旨在暴露极权主义敌视自由与人权的罪恶，要解读这部经典，这是唯一的入口。

　　景凯旋剖析说，《1984》里面谈及的极权主义国家就是权力直接管到每个人，没有社会组织了。他说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要“放权”，让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在经济方面的启示是，现在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就是因为逐渐“放权”了，涌现越来越多的民资企业和民间组织，但这些企业家最后必然提出让公权力关进笼子的要求，不然这种经济就很脆弱。

　　“没有法治，要抓谁就是群众决定的，谁有权力就有真理，这是非常可怕的，” 景凯旋说， “实际上，一个极权的国家中，它宣传的是一种绝对美好的道德、理想生活的社会。我认为人类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追求这样的生活，但在地上建立一个这样的天堂是不可能的。奥威尔在《1984》中也谈到这一点。”

　　景凯旋说，奥威尔的作品对今天的启示有几点，一是如果回到极权主义的国家里，必然导致社会消失。二是极权主义的国家是过分追求完美的东西，从而压迫人性。三是奥威尔揭示了极权思维最后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绝对掌控，这是一成不变的。“我认为《1984》对我们今天的启示是，如果没有一个权力控制公权力，必然导致私权力的消失。”

　　羽戈说，他最早读到的奥威尔作品是《动物庄园》，当时是当作一个政治寓言来读的，印象最深的句子是：“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奥威尔的《1984》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好的政治讽喻小说，比其他两本，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扎米亚京的《我们》更有影响力。”羽戈认为，这部小说有其巨大的思想魅力，比如它谈到“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讽喻小说。这部小说与英国作家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著作的《我们》并称为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它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成为悲剧。

　　《动物庄园》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描写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猪们逐渐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招致血腥的清洗……

责任编辑：林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