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梅与阿罗》剧照

云南省玉溪花灯剧院演出的新版花灯剧《卓梅与阿罗》是一台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剧种特色的优秀剧目，近日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戏剧会演。该剧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名著《罗密欧与朱丽叶》搬上了中国的戏曲舞台，用戏曲的艺术形式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艺术享受，弥足精彩。

民族化、风格化和戏曲化是花灯戏《卓梅与阿罗》最亮丽的艺术特色。原作是一出享誉世界的戏剧名著，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以他卓越的艺术才华，给世界艺术宝库贡献了著名的悲剧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云南省玉溪市花灯剧院的导演严伟等艺术家们此次对莎翁原作进行了全新的创造。首先，花灯戏将原剧作的故事背景从意大利名城维罗纳搬到了中国明代改土归流的云南彝家山寨；将原作中维罗纳城中的两大家族改为彝族花山大寨中上寨和下寨两个有世仇的部落；使罗密欧与朱丽叶一见钟情的舞会变成了彝族人的火把节；剧中的主人公改名为卓梅与阿罗，其他人物如土司、毕摩以及卓梅的堂哥考乐、阿罗的表弟阿格、他郎甸的土司奥木等人，都是原作中有依据的人物，而在该剧中他们是生活在彝家山寨里生死相交的亲人。剧中的主人公卓梅与阿罗，穿上了美丽的彝族服装，他们唱着热情、奔放的彝腔彝调，在火把节的烈焰中演绎着炽热的爱情故事。火把节是引领情节发展的重要环节，这是彝族人共同欢乐的节日，一年一度的火把节，在点燃的熊熊烈火中，人们普天同庆，以祈求风调雨顺来年五谷丰盛，除秽求吉，庇佑人畜兴旺、村寨平安、事事如意。还通过赛马、斗牛、摔跤和放声唱歌、尽情跳舞等形式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人们手舞火把，行于村寨、田野和山林，彻夜狂欢，也在欢快的歌舞声中寻找爱情、沐浴爱的洗礼。卓梅与阿罗的爱情就置身在这样浓郁的民族文化生活中，既有鲜明的地域化风格，又突破了以往花灯戏擅长表演小戏的局限，使花灯戏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崭新的艺术创造。

忠于原著，对原著进行准确的解读和再创造这是改编经典的创作原则。但是，改编绝对不是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改编既是对原作的准确解读，也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甚至是全新意义的创造。本剧不仅准确地再现了原作，还有许多新颖的艺术创造。原剧主要情节是讲述两位贵族青年男女相恋，却因家族仇恨而遭不幸，最后两家和好的故事。本剧巧妙地将原作中这一主要情节贯穿始终，把与此相关的许多情节合情地、合理地、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如卓梅与阿罗分别都是头人的儿女；因为家仇，爱情受到阻难；两个青年男子都因杀人被放逐；因爱而先后殉情；最后家族和好等等。此外，该剧充分发挥戏曲艺术的抒情表现手法，用演员的演唱去完成原作中抒情意象的表达，做到了情中抒意，意中表情，将抒情意象的韵致发挥到了极致。剧中还在烟盒胡琴伴奏中众多群众演员一起跳起挝乐舞、火把舞、牛角舞和集体舞，这些民族艺术风格的盛大展现，就是一种新的艺术创造。扮演卓梅的演员沐青，她的舞蹈轻盈、欢快，演唱声音既高亢又委婉，高亢中充满柔情，委婉中浸润着坚定；真正做到了唱念做舞浑然天成，是花灯戏难得的优秀表演艺术家。舞美大气、空灵、写意，与剧作的规定情境相得益彰。音乐上剧种特色鲜明，既有西洋乐又十分注重民乐和剧种特有音乐的运用，给人以丰富而又恰当的听觉乐感。这些不露斧痕，巧夺天工，既入境、化境又出境的戏曲艺术的再创造，是创新与升华的艺术之旅，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

花灯的历史非常古老，它起源于佛教的点灯，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地加进音乐和舞蹈，有了歌舞表演。明清时期，在歌舞表演的基础上有了故事性，遂出现了花灯小戏。“文革”前，花灯虽然也有大戏演出，但为数极少，大多是演一些表现生活风情或者爱情故事的小戏。花灯戏的真正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花灯戏剧团的同仁们克服困难，积极进取，努力探索，勇于实践，排演了一批优秀的花灯戏剧目。近年来，云南省玉溪花灯剧院连续推出了《五彩河》、《蝶双飞》、《大山深处有天堂》、《抚仙湖恋歌》、《古湄歌》等多出具有花灯戏艺术风格的大型剧目。这些剧目从题材到内容，从表演风格到音乐特色，从舞台呈现方式到剧目的整体水平，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花灯戏不再是仅仅只能演生活小戏的剧种，而晋身成为能够自如搬演大型剧目的剧种。值得一提的是，《卓梅与阿罗》这部作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创作演出的，这出戏也曾参加过全国性的会演，但是，获奖后他们没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不断地加工修改，不断地打磨提高，这次进京，距离上次参加全国会演已经整整20年了。他们的演出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这就是花灯戏艺术剧院全团上下，为打造艺术精品，不断攀登艺术高峰锲而不舍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值得那些获奖后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样将剧目弃置一旁的剧团学习，并引起戏剧界的思考和学习。

责任编辑：李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