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演绎：经典的再造或颠覆

复排歌剧《白毛女》剧照

王昆

郭兰英

彭丽媛

雷佳

11月23日、24日，重新演绎的经典歌剧《白毛女》来到巡演第四站——广州，在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亮相，在深秋羊城引爆一场新“白毛女热”。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后，1945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出歌剧《白毛女》并首演，弹指间，已70春秋。期间，白毛女“喜儿”的主演历经第一代王昆、第二代郭兰英、第三代彭丽媛、第四代雷佳。为纪念这部脍炙人口的歌剧首演70周年，文化部组织复排歌剧《白毛女》并制作了3D舞台艺术片，11月伊始，从延安出发，陆续在太原、石家庄、广州、长沙、上海、北京等十个城市巡演，总演出场次将达19场。

每一字每一句

都唱到观众心里去

羊城晚报：新版歌剧《白毛女》的音乐部分有何创新?

刘凤德：这次《白毛女》的音乐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酝酿过程，也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特别突出歌剧民族化这一点，体现民族音乐与西洋乐器的结合，所以这次复排演出，不但有庞大的交响乐团伴奏，还有地方特色的器乐加入，比如说《小白菜》这首民歌；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场面里，根据剧情发展在对白中加入板鼓、小锣，等等。同时，在表现不同人物性格时也加入了不同的乐器，例如唢呐、竹笛等，但是，这个分寸要把握好，又不能太多，不能冲淡了主题。此外，在气氛音乐上，也下了很多功夫，为戏剧高潮铺垫，显现出一种强大张力。

羊城晚报：在这过程中，您认为中国歌剧音乐发展关键点是什么?

刘凤德：通过习近平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不难看到，我们中国音乐的发展一定要取决于根，来自于民，然后还于民，也就是说，一定要接地气。在复排歌剧《白毛女》过程中我们做了大量的采访，同时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我们与时俱进地改进演唱方式和演艺方法。更多地去唱人物、唱情，能够让每一字每一句都更往现代观众心里面去。

羊城晚报：其实是不是应该多一点这种经典再现?

刘凤德：必须有。我觉得这是对的，就说信仰也好，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要扎根民族，并且学会用现代的手段来丰富我们民族的东西，来发展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羊城晚报：您觉得除了《白毛女》外，还有哪些经典可以这样做呢?

刘凤德：其实有很多，我们过去有很多戏，很多种民族歌剧都有这样的条件，例如《江姐》等。因为我曾经指挥过歌剧《江姐》，我们把西洋歌剧的有些好东西拿过来，然后融到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再展现出来。那个音乐的感受，我相信只要大家来听、来看，都会有所感悟的。

羊城晚报：但我们说改编总会遇到阻力的，新版《白毛女》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吗?

刘凤德：我们会把一些对白改成唱段，融进了新的音乐编排手段，一开始，有些老艺术家是不接受的。郭兰英老师当时就说过：“我1962年演的时候没有这个唱段的，不是这样演的。”但是，我们的改编是有利于丰富整个歌剧的，更好地体现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等等层次，所以，我觉得在尊重经典的同时，也应该适当按现代文艺审美提升作品。只要整体效果出来是好的，音乐层次更丰，更厚重，就好了。改革创新也是这样子，最后老艺术家们看了整个剧，也觉得很好，对创新表示理解。

在继承中挖掘新的时代要素

加强爱情主线

突出感情需求

羊城晚报：这次复排的歌剧《白毛女》与原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雷佳：我们这个版本的剧本是由原作者贺敬之老师亲自把关的，在传承经典、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进行了艺术创新，更加强调回归歌剧艺术本体，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新版在承继原版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例如大春和大锁去找白毛仙姑，一直追到山洞里，白毛女唱出：“我是人!”，表达出“我要活得像个人”，体现的是一种人权意识，这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而改的。其实这也是贺老师在70年前就希望能表现的思想，这一次算是完成了他的心愿。还有用二重唱方式，加强了大春和喜儿的爱情主线，突出了人性化的感情需求。

羊城晚报：您所演绎的新一代“喜儿”较以往的三代有何创新之处?

雷佳：70年来，为创造白毛女这个角色而奉献的表演艺术家非常多。他们创造了这个人物、丰富了这个人物，让她70年经久不衰。其中就有以王昆老师为代表的第一代白毛女，以郭兰英老师为代表的第二代白毛女，以彭丽媛老师为代表的第三代白毛女。这一次我们的复排，主要是由王昆、郭兰英、乔佩娟担任顾问，彭丽媛老师担任艺术指导。在排演现场，郭兰英老师和彭丽媛老师手把手地把这戏传给我，对我提出了很高的希望和要求。同时她们的艺术征服了我：郭兰英老师80多岁了，把一辈子都献给了这部歌剧，我跟她学习的时候，想的是抢救性地继承；而彭丽媛老师在继承中国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把唱法和表演都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想的是如何像她一样游刃有余，并且实现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融合。如果说我有什么创新，或者我期盼有什么样的创新，则是经过一年时间，我学到了两位老师的一些优点。“继承”是这个版本非常强调的。

羊城晚报：虽然是青年演员，但您主演过多部大型歌剧，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那您觉得“喜儿”这角色与您以往演出有何不同?

雷佳：喜儿的角色演起来很辛苦，很要劲儿，人物戏剧发展非常跌宕起伏，每一章的分寸都要把握得很好。我演的时候，首先是自己体验喜儿的故事，跟观众一步一步体验喜儿在不同阶段是怎样想的、怎样感受的，她的经历为什么悲惨，为什么那么值得同情，这样就更加容易真实感人；同时，我自始至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表演，作为演员不仅是要感动自己，更重要的使命是感动观众，因此我会在很多细节上细心揣摩、一次次尝试，最终选择最恰当的表现方式。

举例来说，在黄世仁家里，喜儿唱的几段《小白菜》，在演绎时都要表现出不同的层次。第一次唱是哭诉，因为那时刚到这个家里，对仇苦没有那么深切的体会；第二次唱，是得知大春哥被逼走，大娘也被赶到别的村，她唱这一段时就有了反抗意识的觉醒，“为什么穷人这么苦，为什么富人这么狠”，她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是跟自己的心灵对话；最后，喜儿被黄世仁凌辱了，她活下来，苟且偷生，希望报仇，那是爆发前的压抑，这一段唱的时候就要升华为跟灵魂的对话。所以，这些唱段的情感都是递进的。还有，喜儿哭爹那段，是撕心裂肺到极点，但到最后还要回到柔和的状态，这些起伏对演员来说都是很大的考验，在舞台上，主客观得处理好，要特别理性又要特别感性，这是很不容易的一点。

只有深入生活

才有舞台艺术

羊城晚报：近年来，青年演员复排经典好像已成为一股潮流或时尚，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雷佳：有很多很好的优秀文化传统，需要我们年轻一辈去继承与挖掘，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熟悉。只有让更多人在舞台上把它们体现出来，呈现更多优质的舞台艺术，它们才有可能被传承。不管每一场观众有多少人，我们都希望把最好的演出水准带给大家，至少是一颗真心，希望我们所有演员的舞台表现能打动年轻一代观众，让他们更多地理解经典，走进经典，从而更喜欢经典。

羊城晚报：您觉得复排出精品的关键点在哪里?

雷佳：其实经典复排是非常难的工作，因为经典文艺作品在演绎发展过程中本身就一直在修改和完善。以歌剧《白毛女》为例，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都跟它有过亲密接触，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我们要尊重前辈，尊重前人留下来的艺术创作，并在后来创作中，再把新的与时代接轨的要素挖掘出来。

同时，我们在排演《白毛女》过程中，所有演员都到了基层去采风，跟老百姓一起干农活，贴饼子，烧柴火，跟他们真正在一起了解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在舞台上表达出来。这还是很重要的，生活是舞台艺术的沉淀和积累。

羊城晚报：您多次来广州演出，对广州演出氛围和城市环境有何印象?

雷佳：我跟广州非常有缘分。2003年金钟奖第一次落户广州，我就在这里获得了声乐金奖第一名。我常说，广州是我的福地，我对这个城市确实非常感激。广州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这里的演出设施非常好，譬如广州大剧院、广东演艺中心大剧院、星海音乐厅，都是一流的场所；观众不仅热情而且也非常专业，观看演出正在成为一种时尚，就如同世界上一切大都市那样。因此，对演员来说，能来广州演出，既有压力，又感到非常兴奋。

羊城晚报：您这次与新版《白毛女》一同前来，对广州观众又有何期待?

雷佳：广东是改革开放前沿，经济发达，这些年也很重视文化发展。这次来，我当然还是希望在舞台上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白毛女》这个故事对大家来说并不是特别陌生，可能对年轻人来说会稍微陌生一点，但相信我们在舞台上真挚的演绎，依然能打动观众。

学者论

袁国兴

警惕噱头式的颠覆经典

复排《白毛女》是再造经典

羊城晚报：为什么《白毛女》可以成为经典，历演不衰?

袁国兴：《白毛女》这个题材本身适宜做戏剧，其故事题材有很强戏剧性。戏中“把人变成鬼”是个充满诱惑力的故事，在人鬼之间演绎剧情就具有十足的传奇色彩。同时，这戏的主人公是一名女性，其身份和经历是该剧戏剧性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以女性为主角的戏对传统文化其他方面也起着解构作用。

从深层文化层面透视，所谓“戏剧性”是因为在戏中说了在非戏剧表演语境下不能说、不容易说的话。传奇的故事演绎方式，让它找到了一种结构社会主导意识的结构原型。比如在传统演绎领域，有时女英雄比男人的武艺高强，这不一定是事实，但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女性的社会压抑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只是，相比起传统，《白毛女》在这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走在这个新路上的人物是旧身份——女人遭遇，但赋予了新内涵，这种内涵有《牛虻》、《简·爱》、《巴黎圣母院》的踪影，也就是说，作品把传统戏剧中的女性视觉关注，从女性自我立场向一般社会问题上延伸了，这是现代中国文化倾向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现代意义。

羊城晚报：也就是说，《白毛女》不仅仅是红色经典，还是不折不扣的艺术经典。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后者。

袁国兴：是的。《白毛女》无疑是红色经典，主旋律大力张扬的作品。但它不是那种符号式的红色经典，而是有市场持续力的文化产品，其生命力来自于不竭的意义释放，有多重阐释空间和可能。该剧无论是人物还是剧情，都不是单一的价值判断，而是具有人性普遍意义的，比如在作品人物性格、人物之间关系以及情节转换机缘等方面，随着时代发展都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冲动。其不断上演的过程就是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这方面，歌剧《白毛女》显示出了自己独特价值。

羊城晚报：作为文化部今年重点工作，《白毛女》这一经典歌剧的复排，并进行全国巡演，这对于当下中国歌剧发展有何意义?

袁国兴：歌剧与戏曲演绎方式的融合，从歌剧诞生伊始就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艺术创新点，现在更有开拓探取的价值。因为是歌剧，演员资质条件对演绎的影响显而易见，不同演员表演，差别也非常明显，所谓重演、复排一直与歌剧如影随形；在这种艺术背景下，好的歌剧配合好的演员就更容易成为经典。歌剧《白毛女》精心复排再次上演，让我们看到了比演出本身有意义的理论和演艺发展前景，是当下中国文艺表演界的一件大事，重塑和再造经典是我国理论界和演艺界人士的共同追求和责任。

并非每一种经典都可以随便颠覆

羊城晚报：其实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上还有其他经典之作，但是否每个经典都能不断复排，历演弥新?

袁国兴：其实在《白毛女》的影响下，后来中国戏剧舞台上还产生过几个有影响的歌剧，比如《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主角戏，载歌载舞，但相比而言，这些剧影响的层面就要狭窄一些。原因之一就在于，歌剧在中国有与其天然接近的演剧方式。同为金属材料之间的碰撞，与金属和纤维材料之间的碰撞，结果是不同的。可惜后来这种进程被打断了，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我觉得，歌剧在中国应该有更远大的发展前景。当然，歌剧复排和创新都会受到不少限制，起码培养一个歌剧演员的成本就很高，歌剧发展对其他方面文化发展的配套要求也更为苛刻。所以，经典可以复排，但绝对不是谁都能做好，更不是哪部戏都能历演弥新。不过，有生命力的文化现象是不能扼杀的，遇到了合适的条件和机缘，就应该让其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从经济发展到文化发展，都呈现出有利于歌剧繁荣的局面，与歌剧有关的其他社会表演也有崛起的迹象。

羊城晚报：除了复排经典，如今还有不少文艺创新是打着向经典致敬的名义，呈现颠覆经典的作品。对此，您怎么看?

袁国兴：当代中国文艺作品中，不缺乏噱头式的颠覆经典的现象，缺的是有深度的“颠覆”。不是别人说“南”你说“北”，这就叫创新；而是你说的“北”比人家的“南”更值得思索，像这种经典的颠覆，我认为颠覆者应该持慎重态度，因为每一种经典都不是可以随便颠覆的。例如人家哈姆雷特是忧郁的，你把他改编成整天乐呵呵，那可不行。再如早前北京人艺演的《赵氏孤儿》，也搞颠覆，但失败了，为什么?因为改了后人物性格是分裂的，剧情不统一。

像《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经典，人物性格情感都定型了的，你要颠覆，那就不是一个墙角的翻新，而是整个楼都拆了。事实证明，颠覆的成功者是很少的，要是成功，那证明原著还不如颠覆者好，但如果颠覆者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去颠覆了，可以独立创新了。我认为，所有的新编经典作品都不过是“精装修”。

当然，所谓的颠覆，或许可以引来一时轰动效应，但不能有长久的艺术生命。从历史上看，也没有一个颠覆经典的作品自己能最终成为经典的。所以，我们在面对经典作品的时候应该心存敬畏，现在太多的人无知无畏了，大都是利用经典的名气在炒作。

责任编辑：李宇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