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成功两周年，为加深广大市民对泉州文化历史脉络、丰富内涵、人文特征和当代价值的理解与认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近日，丰泽区图书馆邀请宋史研究者、历史作家吴钩先生为市民开展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为大家讲述泉州宋代海外贸易盛况。

吴钩先生从宋元时代的大历史视角出发，带领大家跨越时空，探寻古代泉州开放与繁荣的前因后果，让大家对泉州这一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在宋史作家的娓娓讲述中，繁华的泉州港、“市井十洲人”的传奇往事跃然眼前。

市舶司遗址

泉州石湖码头，实证了宋元泉州优良的建港条件，与江口码头共同呈现了宋元泉州港的水陆转运系统。

海港的变迁，见证一座城市的荣光。

宋朝倍加重视市舶司

千年前，这是一座令各国商人都心动不已的城。吴钩从《光明之城》描述的刺桐港说起，他说，作为一名宋史研究者，泉州深深地吸引了他。

在宋代发达的商业中，有一类贸易值得特别指出来;在宋朝商人群体中，有一类商人的兴起意义重大。这类贸易便是建立在航海基础上的海外贸易，宋人称之为“市舶”;这类商人便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贾，宋人称之为“海商”。

据吴钩先生介绍，宋王朝之所以热心于市舶，是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如果说，朝贡贸易是亏本的生意，市舶显然就是非常划算的贸易，不但国家能从中课税，参与海外贸易的众多商民也获益匪浅。

从多方面史料可以见证宋朝君主对市舶的重视——宋太宗“谴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于所至处赐之”;宋神宗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指吴越钱氏)、刘(南汉刘氏)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卿宜创法讲求，不惟岁获厚利，兼使外蕃辐辏中国，亦壮观一事也”;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

宋朝的市舶司、市舶务，相当于今天的海关。据吴钩先生介绍，如果从半空鸟瞰宋朝境内的海岸线，可以看到，从东北方的胶州湾，到中部的杭州湾和福州、泉州、漳州金三角，再到南部的广州湾、琼州海峡，布满开展市舶的港口，宋人说：“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密州、明州、杭州、泉州、广州均设有市舶司;温州、江阴军、秀州华亭县等地设了市舶务;澉浦镇则设有市舶场。

在宋朝的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不计其数，“贩海之商，无非豪富之民，江、淮、闽、浙处处有之” ，“豪富之民”是大海商，财大气粗，自备有大海船，从市舶中获取的利润最厚，如泉州人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另一位泉州海商朱纺，自任纲首(船长)，远航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岛)经商，“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大海商也会雇佣“职业经理人”带领船队出海，自己并不涉洋。

一段段波澜壮阔的海洋贸易史在解读中缓缓铺开。

泉州市舶司专题展吸引市民参观(赖小玲 摄)

泉州市舶司专题展展示的图片、资料

市舶司遗址的入口处(赖小玲 摄)

泉州市舶司后来居上

相比其他城市，泉州市舶司的设立最晚，于北宋元祐年间设置，但泉州市舶司却后来居上，于南宋时期成为最大的贸易港。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的繁华盛景。

如今，走近市舶司，虽已无法看到它过去的“海上舟频入”“大舶高樯多海宝”之繁华，但通过考古出的建筑遗迹和瓷器，仍能感受领略它曾经的开放和包容：多少中外船只在这里穿梭来往，多少货物在这里堆积如山，多少市井十洲人在这里如何流连忘返，多少外来文化在这里交流和融合。

泉州市舶司遗址里出土的瓦当、砖块、青白瓷、酱釉器等。(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市舶司里的石构件(赖小玲 摄)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之所以盛极一时，绝非偶然，吴钩认为，它是中国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和泉州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据《晋江县志》记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扣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税金在全国占很大的比重。在宋初，泉州已是“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在元代泉州海外贸易更是达到极盛。泉州对外通商的国家和地区由南宋时的58个增至98个，进口商品主要以香料、药物为主，出口商品则以丝织品和瓷器为大宗。而且最多时进出口货物在400种以上。与近百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被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

“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

公元13世纪的泉州已与世界经济体系相互紧密连接，在中国宋元时期繁荣的对外贸易中，泉州港占有突出的地位，由一个普通的贸易港发展成中外贸易的重要海上枢纽，成为中国和亚非欧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被誉为“中国的阿拉伯走廊”。

吴钩认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市舶盛况，是宋朝政府与商民共同缔造出来的。”

泉州市舶司，为宋元时期中外海商进出港提供便利，为海外交通与中外文化交流保驾护航。虽然市舶司在明成化八年(1472年)撤销，但是，其所带来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丰富了泉州这座城市，并长久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唐卡画师精雕细琢画出宋元泉州市舶司热闹盛景， 再现“涨海声中万国商”。

九日山石刻中记载了一年两季起航典礼的祈风石刻。(来源：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朝廷重视奖励海商、蕃商

在讲座中，吴钩重点提到宋朝政府给海商、蕃商的奖励，“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海商若“招商引资”效果显著，蕃商若纳税5万贯以上，宋政府都会给予奖励。

宋朝政府鼓励海商积极出洋贸易。每年十月至十一月，主管海外贸易的各处市舶机构与沿海地方政府照例要举行“遣舶祈风”的祭祀仪式。吴钩先生表示，官方主持祈风，其意义不在于祈祷，而是表明态度：朝廷与你们是站在一起的，都祈愿你们出海贸易平安顺利。

在泉州，每年市舶司官员到九日山参与航海祈风典礼。在泉州市舶司遗址的主题展厅里，记者了解到：每年夏冬时节，宋代泉州地方长官或者市舶司长官率领相关僚属，来到九日山麓的延福寺、昭惠庙，举行向海神通远王祈求航海顺风的官方典礼。这一特殊仪式被记录在九日山崖壁上，这是全国目前仅有的。目前尚存有10方航海祈风石刻，反映了宋代泉州官方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和管理制度的成熟。

宋政府不但鼓励中国的海商出洋贸易，也欢迎海外的蕃商来宋做生意。蕃商只要依法在市舶司报关、完成纳税手续之后，便可自由来去、自由经商，或在宋居留。他们的财产权、经营权、居留权都受到法律保护。

据《泉州历史文化概览》中记载：宋代侨居泉州的蕃商，数量众多，他们或杂居民间，或聚居城南。当时，泉州城内不仅有蕃人聚居的蕃人巷，而且有专供蕃人子弟入学的蕃学。在这些侨民中，人数最多的是来自阿拉伯和波斯地区的穆斯林，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泉州得到尊重。1009年，阿拉伯人创建了现位于泉州涂门街的清真寺(“清净寺”)。南宋绍兴年间，波斯人施那帏在泉州东坂创建穆斯林公墓。

北宋时，有市舶司的港口城市设有专门招待外国使者、客商的驿站。泉州在政和五年(1115年)设立来远驿，并制定犒宴馈送条款，指派专职官员进行招待。

重视蕃商的结果是出现“市井十洲人”的繁华、包容景象。

以古鉴今，得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责任编辑：苏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