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是当下戏曲创作的热点。国家层面的扶持、各级政府的鼓励以及资金和评奖的大幅度倾斜，都为戏曲的现实题材创作提供了机遇。我们通常认为戏曲因其程式化与写意性的特点，一般比较适合表现古代生活、适合演出古装戏，包括适合创演表现古代生活的新编历史剧，纵使是表现现代生活，也比较适合表现有一定历史年代感的，如民国时期或战争年代的近代题材。完全关注到当下，关注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生活，也即所谓真正意义上的“现实题材”，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这种自上而下强力推动现实题材作品创作的愿望和要求，不啻对戏曲创作产生倒逼作用，使戏曲创作关注新时代，也为传统戏曲包括传统戏曲标准下创作的戏曲现代戏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新动力。

就目前已经看到的现象，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至少应当注意把握三种关系。

一是“艺术品”与“宣传品”的关系。现实题材的创作还是创作，而不是宣传。创作所产生的是艺术品，宣传所产生的是宣传品。仅从宣传功效考量，艺术的宣传手段无论如何超越不了新闻，新闻的宣传及时敏捷，而艺术创作不具备这样的速度优势。一件事情发生了，可以立时出现新闻报道，但不能马上创作出文艺作品来。文艺作品是对社会生活的沉思、提炼与升华，是一种人的感知与创造精神的结晶，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热点”“热度”不同，文艺作品能够更加持久地、潜移默化地浸润心灵，产生恒久影响。

因此，现实题材不是现成的拿来就用的好人好事、真人真事，现实题材的作品也不等同于快捷的宣传品，而是艺术品，它终归考验的是艺术家的原创力、想象力与表现力。现实题材的创作不是用艺术创作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表彰，而是通过艺术创作探究生活的本质，揭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进而对新时代倡导的主流精神进行培育与表达，使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现实题材的戏曲作品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标志，并且经过传播接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现在戏曲舞台上一窝蜂地搬演好人好事、真人真事，出现了一种新的概念化、简单化的创作倾向，这个路子我们走过，走到极致时就成了8个样板戏，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二是现实题材与现代意识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生活中的人不是概念中的人，英雄模范、典型人物也是具有普通人性的正常的人。同时，戏曲的“现代性”也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取向和品质认同。现实题材本身并不具备现代意识，也不理所当然地具有现代性，它仍然需要艺术家进行透视、鉴别、甄选和提炼，从而才能表现出英雄模范、典型人物身上所富含的时代精神与先进理念。

每个人都生活在当下，都在感受着当下，都希望与人交流当下的感受，而现实题材作品正是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感受和交流当下的机缘。可是有一些所谓现实题材的作品，其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甚至比古装戏还要陈腐。汤显祖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时代，尚且能高扬人性大旗，倡导人道精神，表现普通少女对于爱、对于性的自然渴求;传统戏《红鬃烈马》中，王宝钏尚且敢于抛彩球自主择婿，三击掌走出家门，十八载守望爱情，表现出古代女性反叛包办婚姻、追求自由的精神，而一些表现现实题材的戏曲作品却有意无意、有形无形地被道德绑架、观念绑架，做出有违人性也有悖常情的选择。每当家庭出现困难发生危机之时，必是工作事业最需要他的时候：父亲查出癌症，他正科研攻关;老婆临近分娩，他正加班加点;孩子高考在即，他要出差远行……总之，亲情爱情与事业，家庭生活与工作，寻常人性与奉献，总是尖锐对立，无法调和，而作品通常又都是以主动放弃个体利益、牺牲家庭情感和人情人性为代价，来成就和赞美所谓事业的成就与岗位的奉献。而在事业成就和岗位奉献成功之后，大都陪衬以父亲去世、老婆难产、孩子落榜的残忍情节。面对个人利益的损失和家庭情感的破碎，所谓的英雄模范或成功人士又少不了回来自责一番：“我不是好儿子，不是好丈夫，不是好父亲。”每每看到这样的作品，你会不由地觉得它矫情，觉得它做作，觉得它是如此这般地不真实也不现实，从而产生反感情绪，进而怀疑和疏远这类“现实题材”的作品。而这样的既不真实也不现实的作品，不知为何，比起小说或电影电视的创作来，舞台艺术作品在这方面的表现反而格外突出。类似《蜗居》《欢乐颂》这样的电视剧算不上精品力作，但其现实性与真实性的表达还是值得舞台艺术尤其是戏曲的现实题材创作所借鉴的。

三是现实题材与现代戏曲的关系。从唐诗发展到宋词，并不是对格律的故意打破，而是五言、七言，四句、八句那种严格的规范限制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表现和对内心情感的表达。于是，出现了不局限于格律、参差错落的宋词，新的规范建立起来了，那就是词牌。不是为变而变，而是顺应时代而变;不是被动地去迎合时代，而是能动地、积极地借助时代完成新的创造。古往今来，大作家、大艺术家都是通过表现现实世界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外国的易卜生、奥尼尔、迪伦马特，古代的关汉卿、汤显祖、孔尚任，现代的曹禺、老舍，但凡优秀的剧作家都不回避表现当时的现实题材。从内容上讲，现实题材也从来不会成为作品表现深度的局限。

什么是现代戏曲?它应该是以现代的价值观、审美意识来创作并走出农耕时代模仿式的舞台程式系统的戏曲，在传统戏曲向现代戏曲转型过渡的过程中，必将伴随着戏曲艺术自身革命性的突破，创作者要敢于面对这样的挑战。

在艺术形式上，随着传统戏曲程式的式微，戏曲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出现了大片盲区。比如表现古代人上楼、下楼，骑马、坐轿，多么得心应手，可是如果换成上电梯、下电梯，开轿车、坐高铁，何以表现?传统戏曲中的书写可以通过舞蹈化的程式表现，而换成当今的手机刷屏、电脑打字，又如何表现?如果一门艺术出现了盲区，说明已经有了危机，尤其当戏曲在表现现实生活时出现的捉襟见肘、无能为力，乃至不得不“话剧加唱”“唱段加舞”的时候，不妨借助现实题材的创作来寻求戏曲表现力的突破。犹如古典音乐之于现代音乐，古典舞蹈之于现代舞蹈，古典绘画之于现代绘画。古典舞蹈建立在对生活的模仿基础上，现代舞蹈则更注重人类身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古典绘画和现代绘画也是如此，古典绘画是以“像”的程度来判断创作水平，照相机、摄影机出现以后，画得像不算什么了，梵高、莫奈等画家画得“不像”，但不像的背后，画出了比像还真实的本质，他们不追求绘画的真实感，却画出了真实背后的真实。

现实题材戏曲创作不仅要表现新时代的价值观，也要表现新时代的审美观;创作者既要完成自身艺术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要对现实题材所表现的社会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创造性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使之由现实题材变成现代艺术。戏曲艺术的发展应当抓住当下现实题材创作的机遇，像探索现代舞蹈、现代绘画、现代音乐那样推动现代戏曲的诞生。

历史地看，20世纪80年代全民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浪潮，客观上推动了新编历史剧的创作，尤其对于戏曲舞台来说，新编历史剧的创作成为20世纪80年代舞台艺术创作的高峰。在那个时期，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基本上都是以历史剧的创作奠定其文学成就的，如魏明伦的《巴山秀才》、郭启宏的《南唐遗事》、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盛和煜的《山鬼》、郑怀兴的《新亭泪》等，这批优秀剧作家虽然也偶有现代戏或现实题材的作品，但是代表他们创作成就的还是新编历史剧。进入新的世纪，随着全民非遗意识的加强，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渐渐强化，一些古老而冷寂的剧种，一些渐渐被淡忘的老戏和传统技艺，慢慢地开始复苏，尤其是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昆曲名列其中;紧接着2003年，中国古琴艺术也入选名录;国务院也先后于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2017年批准命名了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种对传统的敬意在全社会迅速兴起，蔚然成风，这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民族民间传统艺术与中华戏曲古老剧种的复苏。20世纪末，昆曲、梨园戏等古老剧种，可谓门可罗雀、一片萧条，仅仅十几年时间，随着非遗保护意识的提升，越是古老剧种，反而越显示出了欣欣然复兴的势头。

由此联想到当下对戏曲现实题材创作的提倡，回避不如正视，被动不如主动，换一个视角看，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或许正意味着“戏曲现代戏”和“现代戏曲”突破机缘的到来。现实题材的戏曲创作，绝不是俯拾即来的福利，而是需要诚意创作、艰苦探求的时代课题。

责任编辑：曾丽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