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偓墓前有石仲翁和石兽，古朴雅致。

韩偓墓前有修葺碑记和文物保护碑

弘一法师曾与韩偓墓道碑合照(资料图片)

韩偓避居的菘洋洞尚存，但如今乱石堵塞，洞口狭小，难以进入。

惠安螺阳镇崧洋山人文荟萃，山上有不少摩崖石刻，韩偓也曾被吸引至此。

韩偓作为唐末五代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其诗作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传诵。可是他为何从当时的国都长安，不远千里来到泉州南安隐居，其中故事可堪追忆。

才情横溢 成名甚早

晚唐时期，王朝没落，藩镇割据，内忧外患。盛极一时的诗坛也渐呈颓态，若非有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刘驾、陆龟蒙、罗隐、韦庄、韩偓等人先后出现，勉力支撑起门面，恐怕这一时期的诗作早已为世人淡忘。实际上，若照史学家的准确算法，杜牧、温庭筠、李商隐、刘驾都不属晚唐人，那这时期的诗歌佳作与盛唐时相比更是寥寥可数(宋初推崇贾岛、姚合诗风，并称之为“晚唐体”，可这也是个美丽的误会，因为贾岛和姚合都该算是中唐诗人)。

韩偓，字致尧，小名冬郎，号玉山樵人，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出生于京兆万年县(今属陕西西安市)。其父韩瞻，字畏之，文宗开成二年(837年)进士，后来曾任刺史，算是位颇有威望的官员。韩偓成名甚早，这恐怕要感谢他的姨父李商隐为他做的“正面宣传”。

10岁那年，父亲韩瞻即将赴任鲁州刺史，于是李商隐摆下饯别宴席为韩瞻送行，席间李商隐令韩偓现场作诗一首，没想到这个10岁“小屁孩”作的诗居然沉稳内敛，震惊四座。李商隐遂将此事写成两首绝句，其中一首赫赫有名：“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诗中，李商隐夸赞韩偓文思敏捷得像东晋的袁虎一样，走马之间即成文章。当时的李商隐诗名震世，他这样为韩偓点赞，立马让小外甥的人气倍增。

当然，有人“捧”那是机遇，但自身功夫硬才是关键，后世称韩偓“早岁为诗，二十年间，不啻千首”，甚至有人拿他的诗作与“温李”(温庭筠、李商隐)相媲美，可见韩偓确实天资聪慧、才情横溢。他作的《草书屏风》：“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畔，字字恐成龙。”几乎成了书法题词的典范；另有诗作《新上头》：“学梳蝉鬓试新裙，消息佳期在此春。为爱好多心转惑，遍将宜称问旁人”，以及《想得》：“两重门里玉堂前，寒食花枝月午天。想得那人垂手立，娇羞不肯上秋千”，都极尽曲折含蓄之能事，在后世流传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

乱世之中 赋诗呐喊

韩偓虽然年少早慧，却到了龙纪元年(889年)二月才考中进士，入仕后累迁左谏议大夫、翰林学士，进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等。“翰林学士承旨”简称“翰林承旨”，其实就是翰林院的最高长官，在唐朝又被称为“内相”，不仅肩任起草诏令之职，而且在禁中职掌机密，权任尤重。韩偓在任内“公忠正直”，为唐昭宗所倚重，无奈当时权臣、宦官、强藩把持朝政，韩偓为他们所嫉恨，随时都有性命之忧。

乾宁二年(895年)，邠宁节度使王行瑜要求担任尚书令遭拒，“由是怨朝廷”，借口南衙北司之争，联合陇右节度使李茂贞及镇国节度使韩建，“举兵犯阙”。叛军攻入长安，欲废昭宗，另立李保为帝。这时，有“独眼悍将”之称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率军南下勤王，讨伐王行瑜等人，兵势进逼京师。战争异常激烈，加入争斗的军阀也越卷越多。李茂贞的义子、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欲劫昭宗到凤翔(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不料被中尉(即神策军的头领)刘景宣与同州节度使王行实获知，他们则想劫皇帝到邠州，双方人马互相厮杀，宫中大乱。捧日都头李筠与韩偓等，护卫昭宗逃出京师。

等到李克用平定叛乱后，韩偓写下《乱后却至近甸有感》，以诗纪事。诗云：“狂童容易犯金门，比屋齐人作旅魂。夜户不扁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园。关中忽见屯边卒，塞外翻闻有汉村。堪恨无情清渭水，渺茫依旧绕秦原。”现代诗人陈继龙在《韩偓事迹考略》一书中解释称，此诗将李继鹏比作“狂童”，而当时京师内随昭宗出奔而暍死者人数众多(见《资治通鉴》)，故谓“比屋”“旅魂”。战争过后，十室九空，触目所见，惟有荒草。京师士众避乱甚至到了塞外，故有“汉村”，真是物是人非。最后“堪恨”二字，寄寓了韩偓无限的感伤。

此后，韩偓自觉在乱世之中也不能失去呐喊，于是紧握笔刀，用一首首诗篇记载下宫廷内斗、逆臣叛国、兵连祸结的现实，如《乾宁三年丙辰在奉天重围作》《中秋禁直》《辛酉岁冬十一月，随驾幸岐下作》等，这些诗篇也道破了山雨欲来的时局。

不惧强藩 险遭屠戮

时间进入十世纪后，李唐政权已如风中残烛，王朝岌岌可危。这时候，一出类似于三国时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码，正拉开序幕。

天复元年(901年)，宰相崔胤召东平王朱全忠讨伐宦官，宦官韩全海等挟持唐昭宗往凤翔投奔军阀李茂贞，事起仓促，宫中大乱。唐昭宗被劫持至凤翔后，几股军阀势力各以“奉表迎驾”为名展开混战。这场战乱持续了一年多，皇帝、朝臣、宦官、强藩彼此之间钩心斗角，在极其艰难复杂的环境中，韩偓始终坚持操守，为国家计，站在皇帝身边，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

凤翔战役后，朱全忠控制朝政，唐昭宗成了他向天下发话的“传话筒”。朱全忠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要剪除异己，这时韩偓等忠于天子之人首当其冲。《资治通鉴唐纪八十》：“全忠见上曰：‘赵崇轻薄之魁，王赞无才用，韩偓何得妄荐为相。’上见全忠怒甚，不得已，贬偓濮州司马。”皇帝畏全忠如虎，不敢拂逆他的意愿，只得下令贬谪韩偓。离别前，唐昭宗攥着韩偓的手不忍让他走，韩偓泣曰：“是人非复前来之比，臣得远贬及死乃幸耳，不忍见篡弑之辱!”这时的他已预感到朱全忠将篡位了。

由于触怒朱全忠，韩偓还险些被杀。据《新唐书·韩偓传》记载，朱全忠有次上殿奏事，侍臣们纷纷避席起立，唯有韩偓遵守礼制端坐不动。朱全忠认为韩偓是在公然藐视他，心中十分恼怒，“全忠至中书，欲召偓杀之，郑元规曰‘偓位侍郎、翰林学士承旨，公无遽。’全忠乃止。”郑元规是当时的京兆尹，如果不是他出面阻止，恐怕韩偓已成刀下冤魂。

韩偓离京前往濮州贬所时，朱全忠对他的恨意还未消，在将韩偓贬为五品下的州司马后，又追贬其为九品下的荣懿尉。后来朝廷有人说情，再次改贬为邓州司马。韩偓也就像个一枚可悲的棋子似的，在苍茫的山河间辗转，寻觅着下一个落脚点。

忽闻噩耗 诗寄哀思

韩偓于唐末投身政治，与权臣、宦官、强藩等政治势力作斗争，虽劳心焦思，鞠躬尽瘁，但大势所趋，终于事无补。天复三年(903年)2月，他被贬离京。结果，天祐元年(904年)就传来昭宗遇害的消息。《旧唐书》卷20载：“(天祐元年)八月壬辰朔。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龙武军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杀害昭宗后，朱全忠立昭宗之子李柷为帝，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他又通过“禅让”的形式篡取了唐哀帝的帝位，建国号梁，史称“后梁”，唐王朝宣告终结。这是后话。

韩偓是在岳州时获知“昭宗遇害”这个晴天霹雳般噩耗的。他也明白这一事件昭示着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了。悲痛之余，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有名的诗篇如《感旧》《故都》等来追述过往，表达亡国哀思，有悲惋慷慨之味。

数年后，其追思昭宗，又作《感事三十四韵》更是惊艳之作。此长篇叙事诗笔力排奡(ào)，辞气淋漓，在诗中韩偓从自己在翰苑所受的隆遇细述起，至昭宗播迁，全忠篡唐，历历如绘，带有很深的反省意味，诗云：“郁郁空狂叫，微微几病癫。丹梯倚寥廓，终去问青天”，道尽诗人胸中的愤懑和无奈。

欲宿何方 举棋难定

正如韩偓在他的《安贫》诗中所说：“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他报国从来不避艰危，敢于与朱全忠这样的大军阀相抗，敢于“捋虎须”，其护卫李唐王朝的意志十分坚定。不过，这一切在昭宗遇害后，皆成泡影。

最赏识他的天子故亡，韩偓也就失去了继续其官宦生涯的兴趣。他在岳州盘桓许久，决定弃官不去邓州了，改道前往潭州(今长沙市)。一路上，他的心绪也在微妙变化着，这从沿途他所写的诗句中可见一二，如《醉着》：“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即目》：“万古离怀憎物色，几生愁绪溺风光。废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荡夕阳”……随着时光的推移，诗人已渐生隐遁之意。故乡是回不去了，但是对于归宿何方，韩偓始终举棋不定。

天祐二年(905年)，他前往湖南醴陵，与道士赏花饮酒，后又前往萧滩镇盘桓。这时，朝廷传来旨意要让韩偓官复原职，回朝就命，他却断然拒绝为傀儡新朝效命。天祐三年，韩偓由江西丰城转至抚州、再至南城，依旧一路诗以纪行。

9月，韩偓继续南下，抵达福州。这是他第一次入闽，也由此开启了他与闽地的一段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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