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于泉州龙山曾氏大宗祠内的曾公亮画像

泉州龙头曾氏大宗祠十分有气势

朴里吕氏九甲祠堂所在地据说是吕惠卿故居旧址

吕惠卿后裔沿用“文献传芳”为灯号

南宋“樟隐老人”祝穆在其撰写的综合性地理志《方舆胜览》内述及泉州人文之盛时称：“欧阳之后，六人亚魁帝榜；曾公以来，四相辅治龙池。”的确，北宋时期，从嘉祐六年(1061年)到绍圣三年(1096年)，35年间，曾公亮、吕惠卿、蔡确、苏颂相继把持宰辅之位，制造了闽南宦界的一段“极臣岁月”……

曾公亮：一席话荐举王安石

一出道就被视为旷世奇才的王安石，在仕途上也曾遭遇坎坷，甚至屡次辞官。宋神宗即位后，在是否召用王安石一事上举棋不定，这时，三朝老臣曾公亮的一席话让他豁然开朗，也让王安石这位旷世奇才找到了登上权力之巅的“天梯”……

带着“狠”劲冲击仕途

“里中志记曾明仲，桥上人歌蔡状头。读到温陵稽古史，满怀羁思涕横流。”这是现代小说家、散文家郁达夫游泉州后写下的诗句。诗中提及两位著名历史人物，一位是宋代《武经总要》编撰者曾公亮，一位是倡修洛阳桥的蔡襄。这两位杰出人物贡献颇多、名垂青史，迄今为世人所颂扬和怀念。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曾公亮，年轻时也算是一个“异类”。宋天圣元年(1023年)，宋仁宗即位，其父曾会派他奉表赴京祝贺，仁宗见他聪慧，一高兴就打算授他大理评事一职。可曾公亮不干，他打小立志要靠自己的奋斗入仕，不愿依托“父荫”取得官职，遂“不赴调”。就这样，连皇帝御赐的“保送名额”都被他给推辞掉了。天圣二年(1024年)，曾公亮果真举进士甲科第5名，被委派到会稽县(今浙江绍兴)任县令，当时他才25岁。

而后，曾公亮时而在基层锻炼，时而担任京官，不断在民间和皇城部衙之间切换身份，博长见闻，增厚政治履历。直至嘉祐六年(1061年)，曾公亮官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韩琦共同主持朝中政事，位列极臣。当年那位初入仕途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也变成了两鬓霜白、老成持重的六旬翁。

厦门大学中文系已故教授蔡景康曾撰文表示，两宋时期晋江曾氏家族(注：当时晋江隶属泉州，辖泉州行政中心所在地)极尽辉煌和显赫，这与该族人才辈出紧密相关。在以曾公亮为代表的曾氏名宦身上，闪烁着勇于创业、敢于拼搏的“晋江精神”。的确，如今回头看曾公亮年轻时的不肯托荫入仕，真是带着一股“狠”劲。

一力保荐变法轴心人

宋治平四年(1067年)，英宗病逝，神宗继位。一位旷世奇才的命运，正被不满20岁的新皇帝放在手心里掂量。

赵顼在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有一次，他读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大加赞赏，这个名字也就此烙在了他的脑海里。赵顼登基后，发现国家军费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政费繁多，再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致使北宋国库常年亏空。为此赵顼苦恼不堪，于是想到要提拔王安石来帮助自己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可是当时王安石因为在仁宗时受挫，宋英宗在位时期屡次征召他赴京，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这不由得让赵顼在心里嘀咕：这位临川先生(王安石的别称)到底有没有真材实料?

此时，曾公亮出现了。据泉州曾公亮学术研究会理事曾群策、曾国贤介绍，曾公亮对王安石的才干十分赏识，曾多次在神宗面前举荐王安石。曾公亮对神宗说：“安石文学器业，宜膺大用。”据《东都事略·卷69》载曰：“公亮初荐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参知政事，公亮乃阴助安石，安石置条例司更张众事，公亮一切听之，于是神宗益专信任。而王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从这记载中不难看出，若非曾公亮的一力保荐，神宗也不可能如此信任王安石，而王安石对此心知肚明，甚是感激。尽管当时保守派激烈反对起用王安石，但都没有丝毫动摇曾公亮支持王安石的决心。

不过，由元人编修的《宋史》却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就此事向曾公亮“泼脏水”。《宋史·列传71·曾公亮》载曰：“初荐王安石，及同辅政，知上方向之，阴为子孙计……尝遣子孝宽参其谋，至上前略无所异，于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宽至枢密以报之。”认为曾公亮举荐王安石是为了让儿子曾孝宽以后能攀附王安石。曾群策表示这“实在荒谬”，因为“当时曾公亮的地位在王安石之上，何须利用王安石来谋私利”。

年高德劭的政治家

保守派官僚攻击曾公亮的喧嚣声，恰好表明曾公亮确是熙宁变法的真正支持者。见变法阻力甚大，曾公亮还遣儿子曾孝宽参与谋划，力助变法推行。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推行保甲法，规定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轮差巡查，维持治安。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建立社会治安网，同时节省军费。不过，由于保守派暗中怂恿，一些百姓为了逃避训练而自残，有的甚至自断指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任直秘阁校理提点开封府诸县镇事的曾孝宽，在开封府辖下的70个县立赏，抓捕蛊惑躲避保甲法的不法分子，这个事件才得以平息。从此以后，曾孝宽便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

有了曾公亮父子的支持，王安石变法如鱼得水。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王安石与曾公亮之间就没有任何分歧。实际上，二者在青苗法的实施上就存在着巨大的意见分歧。曾群策指出，青苗法原本是政府借青苗款给百姓，等收成后再连本带利还回的惠民政策。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却被州县官员曲意执行，不断走形、变味，“州县常平钱(青苗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为民诟病。青苗法中还有对城镇居民征收“坊郭俵钱”的规定，所谓“坊郭俵钱”是一种政府强制性散发给城镇居民的贷款，是一种“不利百姓”的措施。目睹百姓受苦，曾公亮与陈升之曾一道上奏要求取消青苗法。不过，虽对某些新法条款不予苟同，但曾公亮及其子曾孝宽还是以大局为重，继续帮王安石推进变法，以期变法最终能使国家走上不断强大的道路。

熙宁三年(1070年)，曾公亮以老避位，当年9月拜司空兼侍中、领河阳三城节度使、集禧观使。熙宁四年(1071年)判永兴军，翌年以太傅身份致仕。元丰元年(1078年)，公亮去世，终年80岁(虚龄)。神宗临丧哭泣，停止上朝三天，还遣官致祭，并赐“两朝顾命定策亚勋”御篆碑。南宋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录》中赞曾公亮：“所至举职，皆有能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7》载称：“公亮谨重周密，内外无间，受遗辅政，有始有卒，可方汉张安世。”纵观曾公亮一生，他无愧为北宋政坛上一位年高德劭的政治家，其为官处处为民着想，而他举荐王安石一事，更证明了他的慧眼，恰如宋仁宗褒扬他时所说的——“行足以励朝，谋足以经国”。

吕惠卿：熙宁变法领袖级人物

在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情况下，王安石要如何变局来挽救国运呢?南京大学已故副教授姚治勋在《王安石变法研究》一书中称，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大明法度”和“众建贤才”，而在这原则指导下进行国家理财、育才和整军，是变法改革方案的三大组成部分。王安石把理财问题当作“治国养民”的关键，认为只有通过国家理财才能达到“富民化俗，以兴起太平”的目的。在近千年前的农业社会，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超前的，其中涉及的包括国家贷款等经济学知识更是远超同期所有人。王安石的才学和超前理论也打动了一位当时还在开封校订藏书的泉州官员，他就是吕惠卿。两人一见如故，一度情若师徒，共同撑起了熙宁变法的脊梁骨。可惜，后来受保守派的挑拨，二人关系渐生龃龉，最终分道扬镳，成了令人嗟叹的一段传奇。

成为王安石较早追随者

吕惠卿(1032—1111年)，字吉甫，今泉州南安水头镇朴里人。与曾公亮一样，吕惠卿也是出生于官宦之家，其父吕璹是一位能臣干吏，他果决的办事风格，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吕惠卿。吕氏作为官宦家庭，学风甚浓，正是这样的环境促使吕惠卿从小就对经书、典籍着迷，博闻广识，这为他日后能成长为变法运动中的领袖级人物打下了坚实基础。

嘉祐二年(1057年)，吕惠卿起进士，为真州推官，后经曾公亮推荐在集贤殿任校勘。嘉祐三年，欧阳修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到“吕惠卿，学者罕能及，更与切磨之，无所不至也”。在欧阳修赞美的语句之中，王安石第一次见到了“吕惠卿”这个名字。

嘉祐六年(1061年)，吕惠卿在开封与王安石相会，“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宋史·吕惠卿传》)。吕惠卿和王安石在经义、理政方面有着共同语言，成为志同道合者，因此吕惠卿也就成为王安石较早的追随者。

变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展变法。王安石开展变法的首要任务是网罗变法人才，壮大实力。《宋史·吕惠卿》载：“熙宁初，安石为政，惠卿方编校集贤书籍。安石言于帝曰：‘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王安石特意向神宗举荐吕惠卿。后来，吕惠卿在神宗的支持下被提拔为司农寺主要负责人、集贤校理、太子中允，由此一跃而成变法的核心力量之一。

新法的实施招致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形成了“朝廷每更一事，举朝士大夫讻讻皆以为不可”的局面。吕惠卿作为一名坚定的变法者，不惜与司马光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以此力助新法的实施。吕惠卿与司马光的辩论，一方面展示了吕惠卿卓越的才华和过人的胆识，给神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另一方面通过吕惠卿对于变法必要性的详细阐释，使宋神宗坚定了变法的信念，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保守派对新法的打压。

熙宁三年(1070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变法机构由于受到保守派的攻击被废除，但其变法职能在神宗的授意下移交给司农寺，由吕惠卿掌管执行。吕惠卿成了变法的主要负责人，主管农田、青苗等具体事务。同年，吕惠卿因父亲去世回家丁忧，并于熙宁五年(1072年)丧服结束，返京成为天章阁侍讲，同时管理国子监。

熙宁六年(1073年)时，吕惠卿同王安石之子王雱等人共同编修《三经新义》，该书成为义理解释的官方标准，其内容也成为熙宁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三经新义》的编修还是后世吕家家学被誉为“中原文献”的来历。现今，闽南吕惠卿一族的后裔尚以“文献传芳”作为他们的灯号。

内部分裂导致失败

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罢相，吕惠卿成为参知政事，开始统领变法。

吕惠卿同王安石之间产生裂痕，起因是郑侠案。郑侠公开反对新法，吕惠卿认为是王安国和冯京在背后为郑侠撑腰，为了树立威信从而维护新法，他便以诽谤朝廷、相互勾结之罪将王安国、冯京、郑侠三人贬至外地。不幸的是，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这样一来，王安石便对吕惠卿心有芥蒂。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更是利用这一裂痕，不断挑拨王吕二人的关系。

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后，由于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并且缺乏有效的沟通，双方矛盾进一步扩大。为认真贯彻免役法，吕惠卿于熙宁七年颁布手实法，但由于手实法在实施过程中允许农户之间的互相检举，使得人心浮动，导致农村产生了不稳定的因素。宋神宗为了稳定政局，将王安石调回中央，再次主持朝政。王安石复相后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废除了手实法。随着王安石复相，吕惠卿被逐渐从新法中央集团中剥离了出去。王安石之子王雱还对吕惠卿进行疯狂攻讦，力图将其击倒，双方误会加深。然而，此时的吕惠卿对王雱等人的攻击并没有反击，其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够保持变法派的统一性，避免因分裂而影响新法的实施。从这一点看来，吕惠卿的确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变法者。

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吕惠卿出知陈州。遗憾的是，即使去了陈州，保守派以及王雱等人并没有停止对他的攻击，最终导致吕惠卿同王安石决裂，二人在仕途上再无配合。后来由于宋神宗对王安石产生厌倦，王安石于熙宁九年再度罢相。吕惠卿也因各方排挤一直在地方任职，再没有回到中央。王吕二人可算是两败俱伤，变法运动也就此走向没落的命运。

崇宁五年(1106年)，吕惠卿之子吕渊因听到妖人张怀素的话却不揭发而获罪，吕渊发配沙门岛，吕惠卿则被追责贬为祁州团练副使，宣州安置。后又恢复为观文殿学士，任醴泉观使，从任上致仕。

政和元年(1111年)，吕惠卿去世，赠开府仪同三司，后追谥“文敏”。吕惠卿是个有雄才韬略之人，也是一个勇于直面挑战的变法者，可惜他没能斗得过阴云密布的封建官僚统治体制，而最终沦为变法的牺牲品。

菜巷(广灵路)内蔡确故居已无觅

《夏日游车盖亭》第二首刻画了作者蔡确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不想却成了文字狱的“罪证”。这是后人书写的该诗。

《苏颂评传》一书中收录的苏颂画像。

近年来学术界研究苏颂的书籍不少

蔡确：北宋诗祸中的“背锅人”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宋初统治者从立朝开始就制定了“以文治世”的国策，君主优礼文儒，大兴文治，群臣唱和，呈现的是一派和谐的“鸣盛之音”。可是在北宋中后期，却接连出现多起诗祸案，特别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和“车盖亭诗案”。乌台诗案的主角是一代文豪苏东坡；而车盖亭诗案的“背锅人”正是泉州宰相蔡确。祸案风暴由何而来，为什么击中蔡确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蔡确(1037年—1093年)，字持正，泉州晋江人，北宋大臣，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成员之一，更是元丰时期新法坚决的维护人和推行者。其府第原在泉州东街菜巷(今称广灵路，古因蔡确所居称为蔡巷，后讹传为菜巷)。

蔡确之父蔡黄裳，字叔文，晋江人，是北宋大中祥符初第进士。蔡黄裳出仕之后，一路做到陈州录事参军，致仕后病故于陈州。蔡黄裳是一位清正廉洁的官员，深受百姓爱戴，《泉州府志》将其列入《宋循绩一》正是对这位良吏的一种褒扬。蔡家重视教育，这使得蔡确从小就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嘉祐四年(1059年)，蔡确中进士，调京兆府邠州(治所今陕西彬县)司理参军，再任太平洲繁昌县令，后改著作佐郞、知陕州阌乡县事，都是任地方小官。但蔡确“有智数”、“仪观秀伟”，使其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后来，王安石荐蔡确为三班主簿，邓绾又荐为监察御史里行。

弹劾论奏20多位大臣

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石上书主张变法，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建议兴学校、罢诗赋，用经义取士。过两年后，王安石任相，在开封府试用免役法。蔡确不顾保守派的反对，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

熙丰时期(1068年—1085年)，蔡确多任台谏官，从权监察御史里行至侍御史知杂事、右正言，再至徙知谏院、权御史中丞。身在台谏官任上，蔡确必以弹击官弊为己任。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这段时间内受蔡确弹劾论奏的大臣就达20多人，既有保守派，也有新法派，其中甚至包括对他有推荐之恩、正当秉权的宰执大臣王安石。由此也不难看出，蔡确是一位刚直之臣，他的弹劾奏章大多被神宗接受，为自己赢取晋级机会的同时，也树敌太多，为自己后来遭受构陷埋下伏笔。

游车盖亭绝句成了“罪证”

在审太学生虞蕃讼学官一案，蔡确抓住机会参劾朝士，进而弹劾参知政事元绛，得而代其位。《宋史》称：“确自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骂，而确自以为得计也。”

在王安石辞位罢相知江宁府之后，蔡确受神宗重用，一遵王安石之法不变。在王安石罢相，神宗动摇的情况下，新法在元丰年间还能够推行，这同蔡确等变法派坚持变法立场，维护变法成果，敢于斗争是分不开的。元丰三年(1080年)，经蔡确力奏，神宗封王安石为荆国公。元丰五年(1082年)，蔡确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立朝，转蔡确为左仆射，但是失去神宗的支持，蔡确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地，保守派更将他视为眼中钉，欲拔之而后快。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蔡确旋即被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州。次年又谪安州(今湖北安陆)。

元祐二年在安州，蔡确游车盖亭时写下《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这十首诗堪称佳作，特别是第二首写道：“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诗意深隽，原本是流芳百世之作。没想到这十首诗竟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安阳军吴处厚所得，并以此组诗作为罪证，上奏 “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指称诗句影射高太后，实为“大逆不道”。身居台谏之职的保守党梁焘、范祖禹、刘安世等人立即附和，相继上奏弹劾，遂成大狱。结果蔡确被贬英州别驾、移岭南新州安置。元祐八年(1093年)，困死于岭南新州荒芜之地。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在蔡确被贬新州时，保守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新法派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法派人士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再加重贬，并将在朝的新法派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都降官贬斥。

车盖亭诗案与乌台诗案有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苏轼作为保守派先被新法派“杀鸡骇猴”；而蔡确作为新法派重要成员，则被“秋后算账”，成了党争之下不折不扣的“背锅人”。这两起诗祸的本质都是变法之争。在党派倾轧的背景下，此后诗人再难保持创作的独立批评精神。崇宁四年(1105年)后，北宋诗坛批评政治的诗歌陷入历史低谷。

尚待历史还其真面目

王安石变法后的数百年里，变法和变法派成员一直备受非议，受到不公平的评价和待遇，由保守派、皇权派把控的官方史学和地方志对变法派成员的记载与评价，影响了后世对王安石变法集团的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集团一度被贬成一群道德败坏的嗜利小人。元脱脱等修的《宋史》卷471至474为“奸臣传”，共收“奸臣”21人，而王安石的追随者和支持者竟占据大半。蔡确作为变法派冲在前头的人，曾让保守派对其恨之入骨，于是他被列于《宋史·奸臣传》首位。

由明清开始，史家一直对《宋史》表示不满，认为其编纂得比较草率。《宋史》成书时间短，前后只用了2年又7个月，而且时值元朝濒临崩溃的前夕，内容上的局限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从20世纪开始，梁启超、柯昌颐、漆侠、沈松勤、罗家祥、萧庆伟等史学家都对熙宁变法派成员展开了新的研究，中国宋史研究会前会长漆侠先生在《王安石变法》中，提到保守派(顽固派)对变法派的重要分子和坚决奉行新法的官员如吕惠卿、章惇、蔡确等的排挤和打击，认为保守派对蔡确《游车盖亭诗》的引申，是借所谓对宣仁太后的诬蔑来弹压新法派成员，这是派系党争的结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华瑞也曾说：“如果不能对王安石集团作出深入的研究和正确的评价，那么也就谈不上对王安石变法全面而公正的研究。”

如今距离蔡确客死贬所已经过去925年，遭保守派挟私憾而陷害的蔡确，尚待历史还其一个真实的面目。

苏颂：名相立朝 不亏气节

在宋代科技领域里，苏颂可谓大名鼎鼎。特别是在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他有着突出的贡献。他领导制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英国近代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其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苏颂著有药物学巨著《本草图经》，以及《新仪象法要》、《苏魏公文集》等。而在政治方面，他“处事精审”，不与人较长短，始终没有卷入新旧党争的旋涡之中，这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不能不说是一种大智慧的表现。

勤奋好学终成“通儒”

苏颂(1020—1101年)，字子容，原籍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同安区)。苏颂出身闽南望族，其父苏绅曾任集贤殿修撰。勤奋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放在苏颂身上也是恰如其分。他从小勤奋好学，“五岁父口授孝经，古今诗赋，皆成诵”。宋史载，“平生少睡，虽三鼓枕，至五鼓就不复瞑”，能用功到这等地步，恐怕世所罕见。

庆历二年(1042年)，苏颂第进士，与王安石同榜。初授汉阳军(今武汉市汉阳)判官，未赴任；后任宿州(今安徽宿县)观察推官，适值祖父去世，在金陵(今南京)守制。制满，知江宁县(县治在今南京)。

皇祐五年(1053年)，授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部。在馆阁的9年里，对于苏颂来说，如蛟龙入海。他“日必记诵二千言，归则书于方册，家中藏书数万卷，秘阁所传居多，必独诣，卒成通儒”，在此期间，他还独立编写《本草图经》，该书从嘉祐三年(1058年)至嘉祐七年(1062年)完成。这样的经历为苏颂日后青云直上奠定了学问的基础。

处事稳重而精明

嘉祐六年(1061年)，苏颂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英宗即位后，苏颂先后出任召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三司度支判官、淮南转运使等职，在地方上的阅历，使他深知当时宋王朝有着太多积弊。在这期间，神宗起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受到司马光、韩琦等人极力反对，斗争激烈。苏颂虽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保守派人士关系较为密切，但他并没有反对新法。在青苗法施行以后，他建议把各路提举青苗的官吏改为各路监司的属官，以免政出多门，使州县莫知所从。

熙宁三年(1070年)，苏颂主持礼部贡举。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要求破格拔擢他的学生李定，遭宋敏求、苏颂、李大临的抵制。结局却是神宗下令撤除苏颂和宋敏求、李大临的职务。

不过苏颂的才干始终让人无法忽略他。一年多后，他重被启用，知婺州(今浙江金华)。熙宁六年(1073年)徙亳州(今安徽亳县)。苏颂为官，不尚空谈，而求务实。在中央和地方官任上，他对当时的刑法、礼仪、铨选、教育、科举以及役法、青苗法等问题，都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建议。可以说，对于新法的推行，他出于挽救国祚的目的，基本还是采取配合的方式。

熙宁八年，苏州、杭州一带发生大旱大饥之灾。第二年又发生大瘟疫，民死过半。宋神宗认为苏颂“仁厚，必能拊安吴人”，特遣苏颂出知杭州，以“补败救荒”。苏颂上任后，即提出“以荒政之所宜，为职事之先，急农桑衣食，劝家户以趋时”的施政方针。由于他宽厚仁慈，处事稳重而精明，故受当地百姓的信赖和爱戴，被赞为“恩意户至”。

元丰四年(1081年)，苏颂参与官制改革，当时王安石已罢相，这项在神宗主持下的改革亦是变法的重要部分。改革的实质是为了革去虚名，使官称与实职相符。官制改革后，实行三省六部制，六部的职权按《唐六典》也有所充实调整。新官制影响深远，一直推行至南宋末年。

远避权宠不立党援

元祐时期(1086—1093年)，苏颂迎来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期。当时，高太后垂帘听政，司马光、吕公著相继病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新的派系斗争，形成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以苏轼为首的蜀党，以刘挚为首的朔党，党派间互相倾轧攻击，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不附党派的苏颂脱颖而出，先后出任刑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最后担任于元祐七年(1092年)，拜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死，哲宗亲政，起用章惇等，新法复行，保守派人物又被斥退。当年，苏颂辞去官职，专门从事《新仪象法要》一书的撰写工作，至绍圣三年(1096年)完成全书。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颜中其在《苏颂的生平及其主要贡献》一文中称，苏颂为人一贯小心谨慎，不参与派别斗争，保持独立。后来章惇上台，倡“绍述”之说，残酷迫害“元祐党人”，唯有苏颂得以保全，这是苏颂“远避权宠，不立党援”的结果。在地方官任上，苏颂关心百姓疾苦，对弊政有所改革；在中央行政工作上，也有积极改革的表现，他的政治作为值得肯定。

绍圣四年(1097年)苏颂拜太子少师致仕。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颂卒于丹阳(今江苏省镇江一带)，晋封魏国公。后谥“正简”。

苏颂一生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前后共50多年的官宦生涯，可谓“政坛长青树”。南宋朱熹称赞他：“道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朝一节，终始不亏。”在历史风云多变的年代里，有像苏颂这样孜孜不倦，恪尽职守又不搅和党争的官员，可谓大宋朝的福气。不过，以他的一己之力想挽救深陷危机的大宋朝，却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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