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泉州在经济和教育上都出现了高度繁荣的景象，富于创造、敢于创新的人文风尚使得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泉州人更具创新视角和决心，曾公亮、苏颂、吕惠卿、蔡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目前国内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的书籍颇多(吴拏云 摄)

在江西抚州有王安石纪念馆(CFP)

明年是“王安石变法(亦称熙宁变法)”950周年。这场起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止于元丰八年(1085年)的变法运动，迄今仍是国内学界争议不休的话题。变法对于北宋王朝的影响是利是弊，利多弊少还是弊多利少，尚无人能予盖棺定论。但变法过程中，开创性地提出并实践了“政府理财”模式，为后世探索复杂国家治理体系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却是无可辩驳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泉州政治精英在国家舞台上大量崭露头角，甚至先后出现过4位官至宰辅的重量级官员，这场变法也成了他们宦海沉浮的最直接作用力。这4位宰辅分别是曾公亮、苏颂、吕惠卿和蔡确。

曾公亮一生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集贤殿大学士，封鲁国公。他一生革弊兴利，关心国计民生，为官清廉，政绩显著；苏颂(原籍同安，当时属泉州)，官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宋哲宗时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即宰相)，朱熹评价他“道德渊深，履行纯固”；吕惠卿，北宋著名政治改革家，曾任参知政事(即副相)，新法推行的先驱之一；蔡确，颇有文才，曾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因“车盖亭诗案”被保守党构陷受贬，卒于贬所。

泉州市文物研究保护中心研究员陈鹏表示，熙宁变法之时，正值北宋王朝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家经济困窘、官场腐败、安全堪忧。这一变法旨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通过更易社会资源配置结构，来焕发新的社会创造活力。在当时，东南港口城市泉州不仅在经济上高度繁荣，而且崇儒重道、教育发达。早在唐时，泉州就已出现“闾里之士，竞劝于学”的场面；至宋时，文士著书立说、讲经授徒、探索学问，更使得这座城市诗礼成风，在科举方面颇多建树，“由士入仕”之人大量涌现。他们中的不少人最终活跃在了历史舞台的最前端，曾公亮、苏颂、吕惠卿、蔡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泉州扎根于闽南土地上，它既培育着自己的本土文化，又受中原文化、异域文化、海洋文化的多重影响，由此产生了独特的人文风尚。向海而生的泉州人富于创造，敢于创新，敢于延纳新事物来变革旧体系，这种人文风尚使得宋时政治舞台上的泉州人更具创新视角和变革决心。曾公亮、苏颂、吕惠卿、蔡确在根本意义上都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曾公亮曾向神宗极力推荐王安石；苏颂在担任婺州、亳州、应天府、杭州等地地方长官时，从未阻挠新法，而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它；吕惠卿一度是变法中的二号人物，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确整理编制的《元丰司农敕令式》，是王安石新法的重要文件，在拜相后他依旧积极推进变法。不难看出，“泉州四相”和王安石一道，不顾个人身家安危而勇猛直前，力推新政，敢于在中世纪中叶发起一场惊动全国、影响东亚的革新运动，并试图重塑国家格局，彰显了一代政治家的革新理念与政治胆魄。

虽然变法最终宣告失败，但变法的理论基础，以及变法过程中诞生的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改革方案，依旧给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泉州面孔在变法中的频繁浮现，也暗示着一座东南港城正在悄然壮大，并将迎来它的巅峰时刻。

[责任编辑：曾丽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