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说书市级传承人赵华英在安塞区第四小学教授小学生们演出技艺

新华社西安5月31日电    一人携三弦、左腿绑甩板、右手蚂蚱蚱，走遍陕北农村的田间地头、庭院炕头，讲述历史演义、神话传说、日常生活……陕北说书这一曾在陕西北部、甘肃、宁夏等地盛极一时的民间曲艺艺术，目前在众多文化娱乐活动的冲击下，仍顽强地坚守着。

陕北说书最初是穷苦盲人为了谋生，用陕北民歌小调方言演唱的一些传说故事，后来吸收眉户、秦腔、道情和信天游的曲调，逐步形成说唱表演长篇故事的说书形式。

说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据清康熙年间重新修订的《延绥镇志》记载：“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所谓“说传奇”，即说书。可见，陕北说书在明末清初就十分成熟，由一代代盲艺人口传心授流传至今。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经韩起祥等著名说书艺人的改造，陕北说书以崭新的风貌登上了陕北文艺舞台。

韩起祥出生在榆林横山的一个贫苦家庭，少年失明，13岁学艺。在走南闯北中，他的表演吸收了多种曲调和乐器，加入了喜、怒、哀、乐的情绪表现，男、女、老、少的声线变化和慢、平、紧、快的节奏配合。韩起祥的创新，丰富了现代陕北说书的表现特色。

在第一批女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女儿韩应莲看来，陕北说书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除了因其曲调丰富，更吸引人的是通俗流畅的语言，以及故事性和趣味性十足的内容。

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协的说书组开始，艺人们便开始说唱新人新事，创作出《西北时事传》《刘巧团圆》《中国红》等书目，其中《刘巧团圆》因宣传当时的新婚姻法、反对买卖婚姻，受到广大妇女的喜爱。“过去说书在炕头，如今说书山岗上，劳动不误听说书，山山洼洼三弦响”，群众们自编顺口溜表达对说书的喜爱。

虽然说书早已不再是盲人讨生活的手段，但1979年，当父亲韩起祥劝说自己学说书时，韩应莲的心里仍不乐意。

“当时没有女性说书的先例，更何况我刚高中毕业，不甘心回到农村。”韩应莲说。可是父亲的一句“陕北说书要发展，必须有文化人来接班”，最终说服了韩应莲。

等真正开始学习，韩应莲发现说书并不简单，不仅要掌握演奏技巧、背诵曲目，更要通过表演传情达意。在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和不断地下乡演出的磨炼中，她继承了“韩派”陕北说书的风格。

2006年，陕北说书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韩应莲成为这一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之一。2011年起，韩应莲所在的延安市曲艺馆开始了对陕北说书“摸家底”式全面普查工作，集中采集老(盲)艺人和代表性说书艺人，采录说书曲目200余篇。

截至今年，已连续举办9届陕北说书培训班和经典书段展演活动，培训民间说书艺人1800余人次。“陕北说书大多由民间艺人自发传承、表演，培训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提高演绎水平。”韩应莲说。

“桃李花开满园红，欢度佳节把台登，字字句句唱乡音，唱段说书听一听……”六一儿童节前，延安市安塞第二小学说书兴趣班的学生正在加紧排练曲目《说书娃娃》，这是陕北说书市级传承人赵华英为庆祝六一文艺演出编排的新曲目。2012年起，延安市曲艺馆积极推动陕北说书进校园。“一方面发现陕北说书的好苗子重点培养，另一方面把陕北说书的种子播撒到少年儿童中。”赵华英说。

目前，在延安、榆林两地，陕北说书艺人已有1300多人，却仍然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人们文化娱乐生活日益丰富，陕北说书内容和形式稍显陈旧，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陕北说书的演出市场逐渐缩小，只有在庙会、红白喜事和卖场活动才偶然能看到说书艺人的身影。

“陕北说书要重新焕发吸引力，必须推出符合时代特质的精品。”韩应莲说，这是传承人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延安市安塞区第二小学的小学生集体排练陕北说书——《说书娃娃》

安塞区第二小学一名小学生在校园表演陕北说书——《说书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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