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著名学者，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博导。)

第三次走进五店市，内心里最为期待的，还是那个门面并不起眼的南音馆。

和朋友的畅聊中，不知不觉来到了门口。三三两两往里走，耳边传来袅袅乐音，心里先就是一颤。在第一排抢到了座位，抬眼望去，面前的四个女孩都是古妆淑女打扮，一样的面容肃然、正襟危坐。耳边听到的还是细细的声线、幽幽的行腔，就有那种久违了的感觉。落座不久，旋律的节奏开始放慢，声调却又提高，眼看着一曲终了的时刻即将来临。怎么不早不晚，就赶在这个时间节点，于曲子即将结束，于内心却尚未开始?我怅然若失，像是刚得到一件什么美物，却又失手掉了下去。好在这时，台口的一个工作人员发声问道：“还想听吗?”身后有人急切地回答：“要啊!要啊!”于是，台上仅剩的两个女孩，中间怀抱琵琶的那个微微颔首，轻声念出了四个字：“元宵十五……”——我想这就是下面的曲名了。

《元宵十五》听上去竟有些似曾相识，比一般的南曲节奏稍快，旋律也不哀怨，情绪则更显雀跃，想来是在描绘元宵之夜提灯逛街的节庆气氛。一旁吹洞箫的女孩穿一条素色的薄纱裙，从侧面看宛若唐女。她手持的洞箫一直往前伸去，上半身也跟着前倾，随着节拍一前一后地耸动。那个动感的造型，有如元宵之夜一个刚放下碗筷的孩子，恨不得飞一般冲到街上去。美学家王朝闻把这种造型称为“不到顶点”，意思是说，艺术家时常选择那些不是情感的“顶点”，却又即将到达“顶点”的瞬间来表现生活中的美，如古罗马的雕塑《掷铁饼者》、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唱南音的女孩不像是懂得这个艺术规律的样子，但《元宵十五》内在的韵律，于她却有着真切的生活体验，是可以很感性地用肢体语言来表达的。渐渐地，身后竟有几个男声开始跟着哼唱，那应该是本地游客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情不自禁就加入进去。尽管心里也蠢蠢欲动，但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微微闭上眼睛，让耳朵全神贯注；这无比享受的片刻，应该是物我两忘的境界。

一曲终了，余音绕梁，于是不舍地离座，跟着同行的友人鱼贯而出。孙绍振先生的太太在一旁笑着说听不懂，他马上反驳说，这不是要你听懂的，你听着就是；然后说起先前在上海听苏州评弹的情景，也是听不懂，也是很好听。

小街上阳光铺洒地面，亮花眼睛，游客穿梭来往，忽然就有一种隔世之感。生活中有各种音乐，如民歌、流行歌曲、交响乐，每一样都让你感到实在。这世上却还有一种称之为南音的，它存活于历史，离生活很远，你长年累月可能都不会想起它，更不会唱起它，却依旧牵牵绊绊，不时在你心口揪一把、撞一下。在这小小的南音馆，你走进去，又走出来，你终究还是和它邂逅，于是跟它有关的一切又全都回来了。

我一边跟队伍往前走，一边思索着自己对南音的这种奇妙感觉。很陌生，又很熟悉，说不上是什么发烧友，一旦听到了还是照样荡魂摄魄。仔细想来，其实在青少年时代，在老家安海，可以肯定的是我从未专门学过南音，也从未打心底里特别喜欢过南音，更谈不上对南音达到多么痴迷的程度。小学时期，班主任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的，不知为什么就看上了我，先教我吹笛子，又教我拉二胡。到了中学，我还学过小提琴、手风琴。我从小的音乐爱好都很现代，甚至很西方。南音究竟是怎样进入我的生活的，我至今不得其解。它潜得很深，轻易不露出面容，偶尔打个照面，却依旧直达内心的深处。

前年参加五店市笔会，是我离家几十年后再一次听到南音。回到福州后，在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我坐在电脑前码字，没来由的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南音的乐句：“孤凄闷，(郎当)入绣房……” 我大吃一惊，刚凝视屏息，不料下面的乐句竟像开闸的水一般哗哗流出来了：“……房空清静，床空席冷，闷煞人。昨冥(于)一梦，梦见是阮三哥(于)情人……”一时，我竟无以名状，想着这首经典的《孤凄闷》，怎么就能藏得那么深，怎么就在这时蓦然间跳上心头?我极力去追忆，自己是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情景下学过这首《孤凄闷》的，终究还是一无所获。生命不可捉摸，造化果真神奇，剪不断，理还乱，想不到我和老家的南音之间，竟然还有这一层微妙的关系。

《孤凄闷》这开头的几句，让我相信自己和南音是确曾结过缘的，尽管已经想不起来了。当然，这不意味着就是全部，否则它在几十年后打动我，也不可能到这个程度。在记忆中，印象更深的其实不是南音本身，而是和南音有关的人，我身边的人。第一个当然就是父亲。他早年远渡重洋，到菲律宾谋生。背井离乡，孤独寂寞，很自然就加入了当地华侨的南音社(也称为“郎君社”)。父亲晚年得了癌症，回乡疗病，平日里总是躺在客厅的帆布椅上，素面朝天，两条腿架得高高的。无聊之际，要么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要么就唱南曲。后来安海南音社还特地过来慰问，在客厅里举行了一场演唱会。也是在客厅里，我和父亲有过一次促膝的长谈。我一边闻着他的脚臭，一边听他讲过去。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堂叔了。堂叔是安海五金店的店员，面容白晳、短发直立、身材瘦高、腰背佝偻。他大概也就读到中学，却写得一手好字，是族里有名的文化人。有一次回家，知道我当了教授，曾写下五个字叫我认，竟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夏天的月夜，经常会听到堂叔在隔壁用洞箫吹奏南曲，都是一般的幽远绵长，听着让人惆怅良久。我坚信堂叔是读过不少唐诗宋词的，否则他不会有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月光洗白房间，洞箫声声入耳，宛如有一个古老的意境，像纱幕一般悄悄垂落，把我笼罩其中。

我终于明白，《孤凄闷》是怎么学会的也许没那么重要。关键的是，我曾经生活在熟悉南音，热爱南音的环境和亲人身边。南音在我这里不是以知识体系的形式存在的。面对它时，它是有形的，少女、乐手、响板、洞箫、琵琶，声情并茂，让你迷不知其所之。一旦远离了，它又变得稀薄和缥缈，好像八竿子也打不着。只有在深夜里，在独处时，蓦然间跳上心头，才发现它还在内心的某个角落静静伏着，用柔和的目光和你对视。南音不只是南音，南音是和故乡、故人紧连在一起的，是和高甲戏、“砖仔厝”、“蚵仔煎”紧连在一起的。它们共同合成晋江人那一道醇厚而隽永的生活滋味。即便远离了故土，选择了做学术，你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把电影这种来自西方的，更具现代色彩的艺术当做一生的事业，但终究，你还是绕不过南音，无法从生活中，从情感的记忆中把它抹去。它一直就在那里，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文化基因。

来源：泉州晚报 责任编辑：林思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