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阿城作品首次结集为《阿城文集》出版，其中既有“三王”代表作，亦有散落各处的散文杂文，涉及写作、电影、音乐、绘画、收藏、摄影、文坛掌故等方面，是目前收录阿城作品最全的版本，并由阿城亲自校订、杨葵担任特约审校。而设计上也颇考究，“以现代印刷宋体为基础，参考金农的字型结构，制作出了一套仿古的印刷字”。

全集共七册，分别为《棋王 树王 孩子王》《遍地风流》《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 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文化不是味精》和《脱腔》。和之前的单行本相比，《遍地风流》收录了十多篇之前版本没有的小说。《常识与通识》添加了在《收获》杂志上刊登过的对谈文章。

阿城的作品曾经影响过很多作家，作家止庵便是其中的一位。对于此次《阿城文集》的出版和带来的反响，止庵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表明阿城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也就是说阿城的一部分作品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冲洗而褪色，没有降低它本身的成色。”

止庵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他眼中的阿城作品和阿城对于当代读者的意义。

澎湃新闻：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读阿城作品的情景吗?

止庵：我第一次读到阿城的作品是在1984年，那时阿城的《棋王》发表在《上海文学》上。我读阿城的作品还在读张爱玲和周作人之前，所以对我意义非常之大，因为阿城算是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在这之前，我都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来使，从阿城开始，我才觉得中文有一种语言之美。

当然后来读到了周作人和张爱玲，那更让我感到中文之美了。其实第一个让我感到中文之美的作家本来应该是鲁迅，但那个时候没读懂得那么懂，需要后来我慢慢重新想，才一下搞明白。也就是说，我那时读的比较多的是当代文学，而到后来我才比较多的读现代文学。当时所读的当代文学，我确实没觉得中文有多好，其他当代作家多是知青作家，可能“中文之通”都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阿城的中文之美比同时代的人高很多。

澎湃新闻：那么如何判断“中文之美”呢?

止庵：论及中文之美的标准呢，首先有美感的中文要比我们的口头语言和其他书面语言更讲究、更锤炼、更精致。前者是经过加工的语言，不是那种原封不动拿给读者的。比如说如果把现在你对我的采访录音直接变成文字，那就没有什么中文之美。

澎湃新闻：除了中文之美，阿城的作品还有哪些地方打动您?

止庵：阿城的创作手法和他同时代的人不太一样。阿城的《棋王》《树王》和《孩子王》这三篇小说虽然并称，但其实差别相当大。我觉得这其中无论是哪篇，他同时代的其他人都不会这么写。《棋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能更直接，作为接受者来说，我对这一点可能没有太留意，但这可能是这篇小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但我留意的是阿城写小说时的态度。这三篇小说比较起来，《孩子王》最自然，《树王》最接近于诗，实际上这三篇小说本身是有跨度的，《孩子王》在一端，《棋王》在另一端，《树王》居于中央，应该是这样一个谱系。

阿城后来写的《遍地风流》比较接近《树王》，但不管哪一种写法，阿城写小说的态度和他的同代甚至上一代作家都不一样。当时其他的作品都是知青文学和伤痕文学，总体的基调都是“我得向这个社会要点什么”，“我觉得这个社会亏待过我，”“我要表达点什么，”都是一种比较激动的态度。而阿城的小说里对于现实都是比较疏离的，他比其它作家显得自然得多，也放松得多，这个态度我觉得非常难得。这一点体现在他的小说情节里面、小说的结构方法、其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当时别人不那么写的，所以他的确是当时的奇人。

另外，阿城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同当下的关系太密切，那假如当下过去的时候，这些小说也就过去了。所以当我读阿城的小说时，感觉到他已经超越相当一定程度的时间上的可能性，

这是他同时代的人所不具有的。他之前的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那就是汪曾祺。同样，汪曾祺也使我感觉到中文之美和刚才所说的这种态度，他们二人很有相近之处。但是汪曾祺小说中的“情”更浓一些，他对于感情方面其实是很在意的。阿城的小说对于爱情不是那么关注，所以他的小说比起汪曾祺的，偏淡一点，也就是说，他更往大家最喜欢谈论的道家这边靠一点。

我上面所说的这几点都是他上一代或同时代作家所不具有的，上一代基本都是错划为“右派”的作家，而他同时代的基本都是知青作家，现在这两代作家的作品基本上看不了了，这些作品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也就进入历史了。可是阿城的作品现在重读仍然具有魅力，尤其是《孩子王》这篇。

澎湃新闻：您最喜欢阿城的哪些作品?

止庵：除了小说，阿城的《闲话闲说》《常识与通识》和《威尼斯日记》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些作品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很多人不把常识当常识对待，不把通识当通识对待，常识 就是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东西，这些其实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但是到现在我们还有很多作者拿一个没什么不得了的东西当成一个不得了的跟人说。但是阿城正好相反，他的确有很多独特的想法，但他都当做一般化的东西来说。也就是说他能够放得下，他的态度是一种很舒服、很放得下的态度。我已经两次讲到“态度”这个词，我对阿城印象更深的地方就是他的态度。

他上一代或者同时代的作家的态度都“不对”，就是都放不下，端着，拿着调儿。而阿城正好相反，他平时说话比写文章更有意思。他的确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他写文章的时候态度是很平和的。很多人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但写文章剑拔弩张、声嘶力竭的，这样的人很多。所以相比之下显得阿城的这种态度其实更可贵。这一点上阿城对我的影响更大。我已经很多年不看当代小说了，所以我更有感触的还是他这三本书。

有一路作家近乎诗人，一路作家近乎哲人，我觉得阿城比较接近哲人这一路，虽然他身上并不是没有诗人的成份，《树王》和《遍地风流》是他诗人的一面，而《孩子王》是他比较沉静的一面。他这三本随笔比较接近哲人这一面，在哲人这一面走得相当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澎湃新闻：您觉得阿城的作品对于当代的年轻读者意义何在?

止庵：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如果当代的读者，比如郭敬明的读者来读阿城，可能是有点困难和隔阂。或者郭敬明的读者都算高的，只看网络小说，或者只看手机的读者多的是，这样的读者肯定和阿城有距离。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说阿城是一个高下通吃的作家，我觉得那其实是对他的不敬，他有自己的读者。但是我们现在的读者是不是只有刚才说的这一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遇到的年轻人中也有很沉静的，不那么浮躁，愿意读书的。我觉得阿城还是适合于这一类读者，就是愿意读点书，愿意听人好好讲点道理，愿意听人说些实实在在的话，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读者。但是就上面提到的这六本书来说，当代人可能和《闲话闲说》《常识与通识》和《威尼斯日记》这三本书更近一点。

让现在的读者去读一些像《棋王》《树王》这样的小说，可能有时候有一些背景上的隔阂，也不一定能回到那个语境了。如果真得能够安安静静地欣赏这些作品，那么它们还是有可供欣赏之处。阿城的作品现在出了《阿城文集》，而且颇有反响，这在某种意义上就表明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家，也就是说阿城的一部分作品并没有因为时间的冲洗而褪色，没有降低它本身的成色。

责任编辑：谢自旋